01 朱德致毛泽东、党中央信

毛主席、党中央：

初读主席亲自审定的第57号文件，林彪、叶群等人的大叛徒、卖国贼、汉奸、野心家行径跃然纸上，令我感到震惊，愤慨之情油然而生。继而又细阅主席批发的其余四个文件及相关资料，心情愈发沉重。

当从文件中看到林贼及其一伙，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时，更使我异常愤慨。真是恶贯满盈、十恶不赦。由于主席洞察一切，及时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他们只好仓皇出逃，自取灭亡，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这颗深埋于主席身旁的潜在定时炸弹，其自我引爆实乃一大幸事。此举不仅使我党更加纯净、更加崇高，更将毛主席的英明与伟大展现得淋漓尽致。这无疑也是毛泽东思想在实践中的又一辉煌胜利。

我坚定支持主席以及中央对林彪叛党集团所采取的一系列精准而正确的举措；全力赞同中央作出撤销军委办事组的决定，并责令林彪的亲信黄、吴、李、邱等人停职进行反省的命令；同时，我也坚决支持成立军委办公会议和中央专案组。我决心始终坚定地站在主席的身边，与全党全国人民同心协力，共同揭露并谴责这个可耻的叛徒。

近期，我反复回顾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历程以及林彪其人，愈发觉得他走向反党反革命的轨迹并非偶然。林彪出身于地主阶层，其个人英雄主义和野心家的阶级烙印，早在井冈山时期便已显现。当时，为了武装地方游击队，党组织从他所在的连队中抽调人手和枪支，他却拒不配合，坚持固守小团体利益，不顾党和革命的整体大局，这实际上是对个人主义的过度膨胀。

自井冈山创建军队以来，我军便确立了军事人员须服从政治委员指挥的原则。然而，有些人对此原则持怀疑态度，拒绝接受政治委员的领导。对于那些由党组织派遣的政治委员，他们不愿与之携手合作，对政治委员的领导亦不服从，甚至有甚者，他们将其排挤出军队。他们更倾向于拥有政治部主任的职位，以便于他们实行独裁统治。

他始终对上级持有轻视的态度。在井冈山时期，担任连长之时，便对营长周子昆同志心生不满，屡屡设法与其对立。及至他升任营长，便转而反对团长王尔卓同志。回顾遵义会议后，他竟敢率先攻击毛主席，密谋夺取毛主席的权力，而此次更是企图加害毛主席，犯上作乱，图谋篡党，这一切无不体现出其阶级和历史根源的深刻影响。

在毛泽东思想日益深入人心，国内外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大好形势下，在他们的反革命勾当不能得逞的情况下，他们窃机向苏修方向逃窜，看来他与苏修及其豢养的汉奸王明是早有勾结的。

在抗战岁月，他于苏区养病数载，归来之后（中央理应细致审查其过往历史），便竭力颂扬蒋介石拥有“和平之诚意”，并热切申请前往“说服”蒋介石，避免与共产党发生摩擦。在他的坚持不懈下，中央终于准许他前往重庆，试图完成此番“说服”重任。然而，一个月过去，却毫无所获，空手而归。回想起当时王明等人所秉持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似乎他们背后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

最后，我恳切希主席多多保重、永远健康长寿，这也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希望。

专此敬礼

余容后呈

朱德

1971年10月22日

02 陈毅揭发林彪

揭露大叛徒、大汉奸、大卖国贼、大野心家林彪早年的反党错误和罪行

一、大叛徒林彪是一个逃跑分子。

回顾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的部队从广东迁徙至江西大庾之际，林彪时任第七十三团第二营第七连连长。他擅自离队，潜逃至梅关一带，然不久又折返，声称愿意继续留在部队。他向我坦言，沿途遭遇了当地百姓的搜刮与暴行，甚至有严重到杀人事件，这使他意识到无法继续逃亡。由此可见，大叛徒林彪虽心生动摇，欲逃离队伍，但最终因走投无路，只得返回部队。

二、大叛徒林彪惯于借助封建式的裙带关系，提拔任用亲信。

林贼在执掌第七连连长之职时，便将他的亲表弟委以勤务员的职务，并将连队的一百二十元毫洋伙食经费交由其表弟掌管。然而，该犯人竟借此机会携款潜逃，投敌叛国。

红军于井冈山胜利会师后，翌年一九二八年，在一次激战中，红军再度将其表亲俘获。林彪竟不顾敌我之分，反而将该犯重新委以重任，任其在团部担任勤务员，持枪往来于团部之内。此事最终被团部领导察觉，遂将其驱逐。此事件充分表明，大叛徒林彪利用私人关系破坏党纪的行为并非始于今日。

三、尽管林贼在口头上对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表示了支持，但实际上他早年便一直有悖于红军的纪律。他常常与一众亲信，如勤务员等，聚在一起饮酒作乐，每到一处，便抓取百姓的鸡鸭而分文不付。尽管受到批评后有所节制，但不久后又重蹈覆辙，旧态复萌。

四、在主席的领导下，红军第四军从井冈山向赣南进行战略转移。抵达大庾城后，二十八团负责对新城和赣州方向进行警戒。然而，未曾料及的是，在黄昏前，敌军突然发动了袭击，导致一场激战爆发。

忆及昔日，主席亲临前线阵地，审视战局，察觉二十八团并未进行坚决的抵抗，边战边退，而林贼则率领部众随后疾驰。主席随即下令，必须组织部队，打好这一仗，击溃敌军，否则将对后续转移造成极大的不利影响。

林贼对主席的命令置若罔闻，竟不顾一切地从主席身旁猛冲而过，争先恐后地奔向安全区域，全然不顾主席正身处敌人追击的险境。

我亲历其境，力劝林彪不可轻易离去，但他却置若罔闻。幸亏随后部队成功击退了敌军的攻势，这才确保了主席的安全。此事暴露了叛徒林彪在关键时刻的临阵退缩，他无视主席的安危，犯下了严重罪行，充分显示出他对主席毫无无产阶级的革命情感。这段经历至今仍深刻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五、在大庾战役结束后的那个夜晚，我们于距离大庾四十里外的杨梅地区对队伍进行了整顿。期间，我们发现二十八团的党代表何挺颖在激战中不幸受伤。主席指示我转告林彪同志，要他务必精心照料何挺颖同志，并设法将他安全撤离战场。

我向林彪转达了主席的指令，并特别指出何挺颖同志是自三十一团选拔而来的优秀成员，务必不惜一切代价将其安全撤离，以免此事对两支部队间的关系产生不利影响。

林贼当时信誓旦旦，然而事后却将何挺颖弃之不顾。实则，当时若非有意为之，将何挺颖抬走并非难事；何挺颖的遭遇，林贼难辞其咎。这再次揭示了林贼自私自利，对阶级兄弟、战友缺乏革命情谊的恶劣行径。

六、在寻邬圳的激战中，我军军部不幸遭遇敌军袭击，毛主席及朱德同志陷入极大的危险之中。当时，林彪所率部队负责警卫任务，然而在军部遭受攻击之际，林彪并未坚守岗位，保护军部安全，反而擅自上山，此行为对军部遭受攻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事后，我对他的行为提出批评，他却拒不承认，反而推脱责任，狡辩称军部要求他带领队伍提前抵达罗浮嶂，并未赋予他掩护军部的职责。林贼历来只顾个人利益，对领导同志的安危置若罔闻，这种自私自利的行为早已暴露无遗。

七、经过在圳下的激战，我军陷入了极其困境。我犹记得，前委曾就敌人可能的围追堵截以及可能导致的部队编制混乱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作出决策：一旦遭遇这种严峻局面，部队将分为三路行动。由主席亲自率领第三纵队为一路，朱德同志带领第二纵队为一路，而我与林彪则共同指挥第一纵队为一路。

当时，干部与战士们均不愿分兵作战。尽管多次作出分散行动的决定，却始终未能如愿。这一现象凸显了干部战士与领袖之间，以及领袖与干部战士之间那种无产阶级的革命相依与战斗团结。在那个时刻，这样的景象尤为感人，时至今日，依然让人难以忘怀。

林贼在面临这一困局之际，情绪低落，悲观消极。他不止一次地力劝我将队伍分兵，偏离既定行进路线，另择他途，意图将毛、朱二人甩开。他声称，与毛、朱同行目标过于显眼，不利于队伍的隐蔽性与安全，亦不利于摆脱敌人的追击。

起初，我并未赞同，导致队伍未能及时展开。林贼罔顾革命的整体利益，企图摆脱领导之约束，意图制造领导同志孤立无援的困境以谋求个人脱身，然而其险恶阴谋终究未能得手。

八、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不久前圆满落幕，主席提议，从红四军的各个连队中各挑选一个班，以增强闽西地区的武装力量，进而组建第四纵队。

林贼竟公然站出来反对主席的提议，导致主席的高明见解未能得以落实。这充分暴露了林贼秉持狭隘的本位主义立场，严重违背了主席关于兼顾主力和地方的英明方针，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

九、在一九二九年，彭德怀成功从井冈山突围而出，与主席在余都地区重逢。即便如此，主席依然决定让彭德怀返回井冈山，继续恢复那里的工作。紧接着，四军部队抵达瑞金。主席在审视全国局势后，认定江西的形势最为有利，进而提出了力争在一年内将江西建设成为革命根据地的宏伟计划。

林贼心中对彭德怀四处游击的英勇举动充满向往，却对主席提出的“一年内争取江西”的战略计划持反对态度。他坚信全国乃至江西的革命形势不会迅速到来，并指出江西福建的民众普遍不愿参军。林贼心态消极，忧虑敌人尾随追击，因此主张采取分散游击的策略。主席始终耐心地对他进行思想教育。在四军九次大会之后，主席亲笔寄给他一封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长信，严厉批评了他消极悲观、对革命失去信心的错误思想。

此信经油印后，在军内外广泛流传，对指导那段时期的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到了一九四八年，林贼却矢口否认曾见过此信。毛主席英明神武，早已洞察其本质，此信对其标榜的“一贯正确”形象构成挑战，因此他竭力否认。这充分暴露了叛徒林彪对毛主席的不忠，他玩弄两面手法，是对毛主席的又一次重大背叛。

第十节：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我自中央返回，首要之行即至林彪麾下。林彪贼子询问了我的中央之行详情，我向他汇报了中央委派我负责迎接毛主席重返部队的任务。同时，我也向他了解了部队的现状，他告知我，几个纵队的司令员之间团结和睦，而那批政治上的年轻人则已被淘汰出局。

林贼把政治工作人员诬蔑为政治小鬼，说明他是一贯反对政治工作的。

十一、红军在梅县战役中遭遇挫折后，部队转战至上杭与长汀之间的官庄。彼时，我军的主要任务是热烈欢迎毛主席重返部队，以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路线，应对全国范围内的蓬勃发展态势，进而推动全国革命事业的进一步壮大。然而，林贼却提议召开前委会议，讨论他提出的分散进行游击战的策略。在会上，林贼多次强调他在永定、上杭地区分散游击的经验。会议中，争论颇为激烈，林贼的提议虽未获通过，但他仍坚持保留自己的意见。

林贼素来推崇分兵游击的策略，实则反映了他对国家革命前景的悲观与失望。

十二、自四军九次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在毛主席英明正确的路线指引下，全军上下团结一心，焕发出崭新的气象。毛主席及前委领导率领的二纵队，在龙岩、大小池、古田等地，与闽西地区的负责同志们共同商讨并安排地方事务。而林彪指挥的一纵队和三纵队，则在新泉、朋口、长汀等地积极开展群众工作。

林贼闻悉江西敌军即将从瑞金发兵，闽西地区将面临攻势，竟未向主席及前委请示，便擅自集结部队，向江西匆忙撤退。主席遂率二纵队历经清流、宁化、归化、广昌等地，直至宁都的东韶，方才追赶上三纵队。

事后，我严厉批评林彪在经历九次大会之后，竟不履行请示程序，擅自作出分兵行动的决定，这无疑是错误的。然而，林彪却顽固不化，拒不承认。面对风声鹤唳，他选择擅自行动，既不请示，也不报告，这种严重缺乏组织纪律的行为，无疑是背叛集体、溃逃的又一罪状。

十三、在1932年的第四次围剿前夕，我时任江西军区一职。据前线归来的同志所述，彭德怀领导的三军团中，第二师师长郭丙生竟发生了背叛投敌的事件，这无疑影响了部队的士气。在小元会议上，林贼与彭德怀均提出脱离主力部队，转而采取分散游击的策略。这一情况我虽有所耳闻，却未亲历，有待进一步核实。然而，林贼在面临困境时，总倾向于放弃主力，选择分散游击的做法，这一倾向显然是一以贯之的。

十四、一九四四年，我在延安期间，与林贼的交往并不频繁。记得有一次，我向他询问关于第三国际的情况，他竟大谈特谈季米特洛夫、曼努也尔斯基、艾尔科里（即意大利的陶里亚蒂）等人的事迹，称他们虽是长者之姿，实则才干非凡。林贼如此赞誉这些人，或许与此次匆忙逃离的历史渊源不无关系。

十五、另一次，林贼对延安的抢救运动进行了猛烈抨击，指责审查叶群的行为是对青年的暗害，并对叶群极尽赞誉之词。然而，林贼此番背叛祖国，投敌的行为，反而更加有力地证明了当时审查叶群的决定是正确的。遗憾的是，审查并未彻底，留下了遗憾。

以下是我所能回忆起的林贼部分罪行概述。从这些事例中可见，林贼早年便屡次对毛主席持有异议，在革命的关键时刻，对我国的革命事业抱持消极和悲观的态度，不止一次地动摇和企图逃跑，意图分裂红军。林贼性格狡诈，善于玩弄两面手法，培植亲信，专事阴谋诡计，此行为早已是其一贯作风。而此次他竟胆敢图谋加害主席，背叛党和祖国，这绝非偶然之举。

我并不否认，在主席和党中央的领导下，林彪同志曾经做出过一些有益的贡献。回顾1928年的湘南进军，我确实犯了错误，而林彪同志在桂东的那场战斗中，指挥得当，成绩显著；在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我违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而林彪同志则通过书信表达了对毛主席路线的支持，这一点也是历史所证实的。在揭露林彪同志罪行的过程中，我承认自己历史上所犯的这两次重大错误，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所犯的严重过失。

以上事实，供参考。

03 聂荣臻揭发林彪

我对林贼的认知经历了一段演变。早年在苏区以及长征期间，他给我的印象是年轻气盛，缺乏世故，打仗时倒也善于动脑，但个人英雄主义十分明显，从不接受他人批评，更不用说自我反省；在关键时刻，他并非始终忠于毛主席，反而多次与毛主席的观点相左；当教条宗派集团、彭德怀、张国焘等人试图拉拢他时，他表现出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意图寻求靠山。

自平型关一役告捷，我们便各自分道扬镳，联系日渐稀少。直至全国解放之际，他长年卧病在床，疗养成常态。

在第一次庐山会议落幕之后，他接掌军委职务，高举红旗以反其道而行之，调门日渐拔高，巧妙地掩饰了其内心深处的野心家、阴谋家以及反革命两面派的真实面目。

同时，因我全情投入于科技业务之中，未能深入研读主席的著作，导致我的政治觉悟较为薄弱，未能洞察问题的本质。因此，我错误地以为他赞同毛主席的领导，并积极宣扬毛泽东思想。基于此，在军委的工作中，我对他抱以尊敬，并给予坚定的支持。

八届十一中全会决定他成为接班人，我表示坚决支持。虽然他曾在历史上犯下过错误，但考虑到当时他尚年轻，且在主席的长期教导下，他有可能已经得到了改正。此外，他也曾为我国的发展作出过贡献，因此，我对他将担任接班人一事充满信心。

九届二中全会，从陈伯达、黄、吴、叶、李、邱的罪行中，感到可能与林彪有关，但绝没有想到他这样阴险，这样仇恨毛主席，要阴谋杀害毛主席，叛国投修，做可耻的汉奸卖国贼。现在真相大白，真是惊心动魄，令人愤慨万分！这个野心家、阴谋家自我表演，自我爆炸，自作结论，自作处理。

因此，我愈发深切地感受到主席的英明与伟大，其洞察力无远弗届，使得这场反革命政变得以彻底挫败，这无疑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件大喜事。回顾五十年来的亲身经历，凡企图分裂我党、策划阴谋、反對毛主席者，无一例外都遭遇了悲惨的下场，这是一个铁的真理。

野心勃勃者、暗中策划者、背叛国家者林彪，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犯下了诸多罪行。

自一九三二年春至一九三六年五月，我同大叛徒林彪同在红一军团，他任司令员，我任政委。据我回忆，在这一段期间，特别是在长征中，几个关键时刻，林贼先是伙同教条宗派集团和彭德怀，后是与张国焘默契，反对毛主席。主要事实是：

（一）在攻克漳州之后，林贼在筹措资金的过程中，曾对“左”倾行为提供过支持。

一九三二年的春天，红一军团宣告成立，毛主席随即率领一、五军团南下，挺进福建，攻打漳州。在这场战役中，毛主席亲自部署并指挥全局。攻克漳州之后，我们在漳州、漳浦、石马等地积极开展筹款工作，严格执行主席指示的经济政策，确保了商店的有序经营，未曾出现关门歇业的情况。

譬如，当涉及陈嘉庚所派遣的款项，他拒绝支付，我们仅是依法没收了等值于他应得款项的货物，做法公正且合情合理，并无额外索求。事后，陈嘉庚亦对我们赞赏有加。

主席离任之后，林贼便在漳浦地区支持红三军高自立等人推行了一系列“左”倾行动。对于那些拒交款项的民众，他们竟将其押上街头，施加非人道的刑拷，以此向民众展示所谓的“榜样”。此举导致不少商家纷纷关门歇业，小资产阶级纷纷表示不满，甚至工人和农民也开始心生疑虑，给政治环境带来了恶劣的影响。

我坚决主张修正此等行为。然而，林贼却站在高自立一边，声称若不采取此法，便难以筹集资金；一旦资金匮乏，便无法继续战斗，如此置红军的政治影响力于不顾。这场争论直至我们自漳州归来，于军团政治工作会议上才得以平息。

（二）林彪倾向于拥护教条主义和宗派集团，并宣扬“短促突击”的战术。

1934年，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展开，教条宗派集团对毛主席的军事方针提出异议，鼓吹所谓的“短促突击”战术，主张与敌军进行消耗战。这种做法在战略与战术层面均存在严重错误，导致我军陷入了极为不利的局面。

彼时，林贼撰写了《论短促突击》一文，力挺李德，其见解深得教条宗派集团的青睐。此事不仅关乎军事路线之争，更是林贼向教条宗派集团做出的政治姿态。

聂荣臻、林彪曾共事红一军团

（三）在长征过程中，当行进至广东的乐昌及九峰山区时，林彪置大局于不顾，拒不遵从军委的命令，一心只图个人脱身。

在那年的十月，中央红军踏上了长征的征途。彭德怀将军率部向右翼进发，而我们则沿着左翼行进。我军历经信丰、安远之间的艰苦突破，成功跨越了蒋介石军队的第一道封锁线，再从城口突破第二道封锁线。与此同时，广东军阀的部队已开赴乐昌一线，意图阻截我军的步伐。

当时，一军团肩负的使命在于突破乐昌北部九峰山的防线，并派遣一支部队占据山中的关键地点，以保障九军团及中央纵队的安全。然而，林彪在此关键时刻，置整体利益于不顾，仅着眼于个人逃生，力主放弃九峰山，带领部队沿山下的大道逃离乐昌。

我不赞同林贼的观点。当时，粤军乘坐火车，而我军只能徒步前行，怎么可能追上他们呢？若选择走乐昌，我们难免会遇到敌人。作为先锋部队，我们肩负着掩护任务，不能仅仅为了自己安全而选择平坦的道路，一旦逃离，若未能控制九峰山，敌人截住我们的后续部队，将造成严重损失，破坏长征的整体计划。

左权随后提出一项计划，派遣一支连队先行进行侦查。我军部队随即沿九峰山继续行进，成功控制了关键阵地，为后续部队提供了掩护，最终胜利抵达宜章。

随后侦察得知，敌人已逼近乐昌。若继续沿林贼的逃逸路线行动，无疑将使我们的九军团和中央纵队陷入极其危险的境地。林贼只图自身逃窜，对后续部队的安危置若罔闻，其恶劣行径令人义愤填膺。

（四）在遵义会议之前及会议期间，林贼展现出了一种模糊不清的态度。

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我军先后在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役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即便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由于主席的军事思想已深入人心，加之教条宗派集团的错误指挥尚未完全实施，我们依然取得了胜利。然而，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由于教条宗派集团的错误指挥，我军陷入了被动局面，遭遇了接连的挫败。部队干部们逐渐认识到了教条宗派主义所带来的危害，并纷纷要求毛主席重新回到领导岗位。

1935年伊始，我军踏入遵义城，紧接着在1月8日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确立了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自此，中国革命在胜利的道路上不断迈进，实现了我党历史上的重大转折。

在向遵义进发的征途中，由于脚部受伤，我乘坐着担架。与此同时，王稼祥也与我同乘一辆担架。在此期间，我们两人时常促膝长谈，共同认为博古、李德等人无法胜任领导之职，亟需对领导班子进行改组，并强烈主张毛主席亲自执掌领导权。

林彪，无论是在遵义会议之前还是会议期间，均未发表任何言论，其立场显得模糊不清。近期，竟有人为林贼辩护，声称他在遵义会议上发表了重要讲话，甚至四处搜寻所谓“重要讲话”的记录，这无疑是对历史的曲解。回顾后来的事件，林贼作为两面派，其真实想法显然是反对毛主席的。

（五）穿越金沙江之后，林贼公然致信，诉求更换毛主席。

遵义会议召开之后，原本计划渡过长江，抵达四川。然而，在攻打土城一役中，彭德怀同志担任前线指挥，遗憾的是未能取得预期战果，导致我军遭受了不小的损失。蒋介石随即调动他的精锐嫡系部队以及川、黔、滇、湘等地的军阀部队，全力进行围追堵截。

彼时我军战士疲惫不堪，若继续西进渡过长江，一旦敌人追兵将至，而我又无船只可用，我们难免会在江边遭受覆灭。然而，主席以其卓越的洞察力，英明地调整了既定的渡江战略，转向滇东北的扎西（今威信县）。各省军阀的部队以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纷纷拼命追赶，而敌人的后方却显得空虚。主席便指挥我们掉头东行，再次渡过赤水河，趁机占领了桐梓，重返遵义，而后又转向仁怀，实施三渡赤水，并佯攻贵阳。

主席高瞻远瞩的指挥艺术，使得蒋介石麾下数十万雄师无不听从我军的号令调度，蒋介石于是匆忙亲自赶赴贵阳，意图督战。然而，我军却出其不意地调整战略，转向黔南进发，于贵阳与龙里（龙云部驻扎之地）之间直插云南，将敌人远远抛诸身后。在五月初，我们巧妙地渡过了金沙江。这无疑是我军在长征途中的重要胜利，充分展现了毛主席军事战略思想的卓越与主席英明指挥的巨大成就。

正是我们在贵州一带兜圈子的时候，林彪、彭德怀把主席这一英明的战略指挥诬蔑为会拖垮部队，他们互相呼应，反对毛主席的领导。

当时，三军团成为核心营地，博古与张闻天常至其间；李卓然因肩负五军团长征后卫重任，对主席心生不悦；这伙教条主义的宗派分子勾结成势，煽风点火，竟掀起一股企图撤换毛主席领导地位的恶浪，意图将彭德怀推上权力的巅峰。而一军团的朱瑞，当时担任政治部主任，亦属于这一教条宗派集团之列。

穿越金沙江之后，林彪在会理地区便开始喧哗不止，声称如此发展下去难以维系。抵达营地后，他立刻拨通了彭德怀的电话，焦急地说：“当前的领导已经无法胜任，请你出来主持大局。”我立刻对他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你身处何等地位，竟敢擅自指定总司令，意图更换统帅？”

林彪打完电话，即写信给主席，狂妄地要求主席下台，并要我签名。

我坚决拒绝签署，随即与他发生了争执。我质问道：“当前革命形势如此紧迫，若不是毛主席的领导，又谁能担此重任？！你刚刚参与了遵义会议，如今却对会议提出异议。你跟随主席多年，在主席的指导下，我们曾成功击退了多次围剿，你应该对主席充满信心，唯有他的领导才能扭转当前的危局。”

在双方争执之际，左权、朱瑞、李卓然、罗瑞卿等人均在场，却保持缄默。林彪未接受劝阻，擅自于信件上签署个人意见后即行离去。不久后，主席在会理会议上对林彪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直言：“你尚且年幼，懂得多少？”

（六）在第一、第四方面军汇合之际，林彪在对待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出了消极与动摇，曾意图依附于张国焘。

在伟大领袖的英明指引下，我党中央红军巧妙地跨越了金沙江，穿过了彝族地区，从安顺场成功抢渡大渡河，翻越了险峻的夹金山，抵达懋功地区。在那里，一方面军与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我有所推测，或许正是李卓然将遵义会议前后的情形透露给了张国焘。自此，自张国焘处传出的消息便纷至沓来，声称一方面军内部亦存在分裂，他趁机抓住了林彪、彭德怀在遵义会议后对毛主席的质疑这一契机，意图拉拢一、三军团，密谋吞噬中央红军。

自两河口会议落幕，翌日清晨，张国焘邀请我与彭德怀共进早餐。餐后，他提出要拨给咱们两三个团（实则仅约两个营，不足千人）。当时我便察觉到张国焘有意笼络人心。离去之际，我询问彭德怀张国焘此举意图，彭德怀却未作明确回应，仅表示对拨兵之事并不感兴趣。

随后，我们抵达了毛尔盖，途经巴西、阿西，于主席处召开会议，正式成立了总指挥部。徐向前同志担任右翼总指挥，我们全体人员均隶属于右翼指挥体系。一日，我与林彪同志一同前往右翼指挥部接受任务，晚餐过后，陈昌浩同志说道：“林彪同志先行返回，聂荣臻同志请留步，我有事要与您商谈。”

在我离任之后，陈同志便向我询问了对遵义会议以及会理会议的看法，并要求我作出明确表态。我回应道，我亲身参与了这两次会议，对它们均表示坚定的支持，并早已明确表达了我的立场。然而，随后的讨论并未得出实质性的结论，我便返程了。

我晓得，陈昌浩的意思是要威胁我表态反对这两次会议，反对毛主席。为什么陈昌浩要我留下表态，而不要林彪表态呢？因为他们知道林彪和彭德怀反对会理会议，反对毛主席，是不成问题的了。

后来，当我们在阿西、巴西一带活动时，张国焘从阿坝发来电报，指示我们向西挺进。然而，直到事后方才明了，彼时张国焘曾暗中指派陈昌浩，若一方面军不愿遵从，则可灵活应对，以消除对中央的威胁。

叶剑英同志在四方面军担任参谋长一职时，将密电内容及时呈报给毛主席。毛主席果断决策，命令一、三军团及中央直属部队即刻启程，向甘肃进发，以脱离险境。这在我国党的历史上，又是一次充满紧张与刺激的斗争历程。

某日，我对林彪言道：“我们必须摒弃阿坝路线，军队不能再继续在草地上艰难跋涉。正如主席所强调的，我们必须迅速脱离草地，前往陕甘。”那时，传闻张国焘另有一套计划，意欲将林彪调至××军，而我则被指派至三十一军担任政委，不过这一命令尚未正式下达。我提醒大家，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因为张国焘有意陷害我们。

当时林贼对我说：“你就是宗派主义。”我说：“什么是宗派主义啊？这个问题要警惕，张国焘是一贯和主席、中央思想是不一致的，这是路线问题啊！”林贼说：“什么路线问题？他路线不对，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呢？我们有几个人呐！”我说：“蒋介石的支持者更多，但这就能证明蒋介石的路线是正确的吗？！”

我始终存疑，当时林彪或许是受到了张国焘的策反，意图投向他的阵营。然而，幸亏主席果断处置，才使得张国焘的阴谋未能得逞。

（七）初抵陕北时，林贼曾萌生退意，意图背离毛主席，转而前往陕南开展游击战。

毛主席率领红军胜利抵达陕北之后，林彪心中却未能释怀，不时流露出悲观失望的情绪。1935年冬季，在宜川期间，林彪多次表达意愿，意图带领部分部队离开陕北，转战陕南开展游击战。这充分暴露了林彪心怀异志，意图背离毛主席，试图另辟蹊径，自立一方。

（八）在此次大相寺会议上，林彪并未对自身的错误进行反省。

在红军东征之际，主席传令要求我们抽调部分新兵支援十五军团。林彪接到电报后，愤然回应：“哪来那么多兵”，随即将电报掷于地上，神态颇为不悦。

我迅速查阅了电报内容，随即征求了彭雪峰等人的看法。彭雪峰当时正沉醉于恢复三军团的幻想之中，坚决反对调动。询问下属，他们纷纷反映困难重重。我自己也存在一定的本位主义思想，倾向于减少或避免调动。于是，我们回发了电报，明确提出不进行调动的请求。

在大相寺的会议中，主席对我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指出我忽视全局，表现出本位主义的倾向，这无疑是一针见血的点评，对我的启示深远，亦对全军产生了教育意义。作为政委，我在此事上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然而，林贼在会议上一言不发，未进行自我批评。

（九）在经历了大相寺会议之后，那是在一九三六年的五月与六月间，林彪接到了调任红军大学的命令。在他即将离去之际，他与我交谈道：“我们共同度过了数年的时光，如今却要各奔前程。以前我们之间的分歧，你更多是从组织的角度出发，而我则是从政治的层面进行思考。”我回应道：“我们争执的，是关乎政治的问题。这些问题牵涉甚广，一时半会儿难以说清，以后我们再深入讨论吧！”我们并未继续深入讨论。由此可以看出，林彪对于会理会议的批评，始终怀有不满之情。

由上述事实不难看出，林贼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曾多次公开抵制毛主席的指导。直至此次事件，其行径更是升级至企图加害毛主席，投靠敌人，背叛组织，成为了我党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个人野心家、阴谋家、大叛徒和大卖国贼。这一切并非偶然。这枚定时炸弹终将自毁，自行了断，自食其果，罪有应得。这正是所有反党野心家、阴谋家、卖国贼的必然归宿。

04 刘伯承揭发林罪行

刘伯承揭发林罪行谈话摘要

1972年3月2日上午

一、红军渡过金沙江之后，林贼对毛主席产生了反对意见，他联合彭德怀，力主毛主席放弃指挥权。此举在会理会议上遭到了毛主席的严厉批评。

在会议中，毛主席对他指出：“你还只是个孩子，懂得什么呢？此时此刻，直接与敌人对抗并不明智，采取迂回策略，多走几步路，往往更为有利。”

二、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期，林彪将军率领的部队正奋战在东北战场，我方正全力推进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然而，在西柏坡向毛主席汇报战况之际，传来了一个消息：毛主席命令林彪将军挥师直取锦州。然而，林彪将军却置毛主席的命令于不顾，坚持要攻打吉林（长春）。这一决定导致战机延误，战局时间被拖后，毛主席对此给予了严厉批评。尽管如此，林彪将军仍旧我行我素，不予理会。

传言，罗荣桓曾向毛主席发出电报，对其错误予以承认。林彪闻讯后，竟以讽刺与挖苦的口吻对罗荣桓说道：“你的电报文笔颇佳，将来定有光明的前途。”

三、踏入关内，渡过长江，继续向南挺进。当时，我们并未主动寻求增援，然而，我军抵达目的地后，林贼亦派遣其部队跟进。我们成功占领广州，林贼的部队亦紧随其后。当我军抵达雷州半岛时，林彪所部已占领海南岛；我们进入广西，林部亦随之而至。此后，我们转战西南，琼州一役，成功消解了胡宗南的主力及川军的大部分，总计九十万人。当时，林彪索要了二十五万兵力，而三野则是主动提供，亦提供了二十五万。回顾过往，林彪之所以索要这二十五万，实是为了扩充其自身实力。

此后，林彪调遣五十军前往成都，五十七军则被派遣至重庆，然而他们的任务并非交战，而是占据地盘与接管武器。

在云南，情形亦然。陈赓率领的部队攻克了云南，随后林彪亦派遣军队跟进，旨在截击敌人的退路并收缴武器。由此观之，林贼企图发动政变并非无源之水，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已然开始争夺权力，不断积累力量、扩张地盘、壮大个人势力。

四、那是在杨成武担任总长期间，林贼曾与黄永胜在总参谋部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交谈。在讨论军队的重要性时，林贼表示，应当效仿蒋介石的做法。蒋介石能够掌控国家的兵力，从而牢牢把握国家的命脉，这一点尤为值得我们借鉴学习。

以后黄永胜把林讲的话传给杨成武，杨当作“重要指示”又抄给总部的参谋，这样我也就看到了。后来被林贼知道，黄永胜赶快叫杨成武毁掉了。林贼不学毛主席，却要学蒋介石，这也是他反革命的一个罪证。

罗荣桓、刘伯承、林彪、叶剑英、贺龙（摄于1959年10月1日）。

五、某次我前往南京空军俱乐部，发现馆内并未悬挂毛主席的画像，而是挂有刘亚楼的画像，并称其为空军的奠基人。这让我回想起在东北时期，刘亚楼将破损的日军与国民党飞机收集起来，制作成影片以展示空军实力。据此，他能被称为空军的创立者吗？

刘亚楼离世之后，林彪便任命吴法宪接任空军司令一职，此举当时遭到了不少人的异议。这一事实充分表明，林彪对空军的重视由来已久。

随后，李作鹏被委以抓捕海军的职责。在江西苏区时期，李作鹏曾担任译电员，尽管当时年纪尚轻，却显得机敏狡黠，不拘小节。陈光，时任一一五师副师长，后升任师长，他性格中有骄傲之态，但也存在一些内部矛盾。李作鹏假扮成朋友接近陈光，谎称自己与香港有所联系，进而推测他与蒋介石也有瓜葛，最终导致陈光自焚。李作鹏的行为完全是特务手段，然而林彪却因此事对他格外看重。

六、毛主席教导我们，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史诗，然而林彪却对政变现象深感兴趣，热衷于搜集相关案例。这表明，他图谋政变的意图早已蓄谋已久。

刘伯承同志在临终之际曾感叹，林彪此人表里不一，言行不一，我与他的交往已有数十年，他却未曾吐露过一句真言。此次与林陈反党集团的斗争，并非轻而易举之事，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严格遵循政策方针。自建国以来，我国先后发生了高饶、彭黄、刘少奇、林陈四次反党事件，其背后的主要推手均与苏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苏修的颠覆阴谋，此事至关重要。

05 肖克揭发林彪

本月二日我听了关于大阴谋家、野心家、叛徒、卖国贼林彪问题的传达，感到极端的痛恨。林彪竟敢对我党我国及全世界人民敬爱的毛主席，多次企图进行谋害，在逆谋不逞，又另图逃到南方另立中央，勾结帝修反，发动反革命的内战，用心之毒辣、阴险，较之老叛徒陈独秀、张国焘及汉奸卖国贼王明等，大有过之无不及。

自我党成立以来，历经十次重大的路线斗争，其中林陈路线的斗争尤为激烈。林彪及其少数追随者的叛党叛国行为，其败落之迅速，结局之凄惨，更是远超历史上任何叛徒与卖国贼。

杰出的领袖毛主席在应对这场反革命事件时，事先深入观察了中央及党内阶级斗争的细微动向，于细微之处洞察时机。秋季南巡之际，他再次强调：“全党干部，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摒弃修正主义；必须团结一致，而非分裂；必须行事光明磊落，而非玩弄阴谋诡计。”这一指示启发了各地同志，提高了他们的警惕性，因此才未酿成大变。事件发生后，采取的措施得当，确保了全国秩序的稳定。

这无疑再次彰显了毛主席的英明与伟大；它昭示着历经五十年风雨洗礼的党，堪称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同时，这也再次揭示了历史的辩证法：无论叛徒、汉奸还是卖国贼，无论其职位多高、名声多大，最终都逃不过迅速崩塌、悲惨覆灭的命运。林彪正是在这历史的审判台上，被宣判了死刑——他慌乱出逃，投敌叛党，自取灭亡。

（—）林彪是否始终正确、绝对正确，并且始终坚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

中央通知指出了林彪历史上几个大错误“土地革命初期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毛主席曾写长信教育他；遵义会议后带头攻击毛主席，妄图夺毛主席的权；解放初期伙同刘少奇反对毛主席抗美援朝的主张；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带枪的刘邓路线”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党乱军主张等，这就足以说明林彪并不是一贯正确和完全正确的了。除中央已指出的外，就我所知道的揭发于下：

一、在南昌起义失利之后，于前往湖南进行起义的途中，有人图谋逃离。

南昌起义受挫之后，林彪所隶属的二十五师从三河坝转战至湘南地区。林彪曾有过逃离的念头。这一情况是林彪在1929年夏季无意间透露的。当时在闽西，我曾与支队党代表高静山（已故）一同前往纵队司令部，期间遇到了林彪。在交谈中，我们提到了陈毅同志（彼时陈毅已从第一纵队党代表职位调任军政治部主任），林彪对陈毅表达了不满，愤愤地说道：“陈毅这人心机深沉，动辄骂人，我们前年从三河坝撤退回来时，本想逃离，但顾虑一旦被抓，恐遭枪毙。”

二、我军在1928年秋季从湘南撤回井冈山之际，某日，耿凯（长征途中英勇就义）向我透露：“林营长在郴州意外地发了一笔横财。郴州之战中，×××（具体姓名已遗忘——注）意外地获得了五筒银元，共计两百五十块，以及七个金戒指。恰巧他当时在场，那些财物便被他一并取走……”

我说没归公？耿答：“归哪公！”

此事于1929年得以证实。在一次谈话中，我们提及了大庾县所遭遇的败绩，林无意间透露，在大庾撤退时，他的小箱子不慎失落，箱中携带的百元以上现金以及七个金戒指一并遗失。我先前曾听闻耿凯提及他如何发财的故事，他所述的金额虽有所出入（半年后因开销有所减少），但七个金戒指的数目却是准确无误的。耿凯的叙述恰好印证了这一点。林彪在郴州大发横财，恰在毛主席宣布三大纪律后的三个月内。耿凯与我均有同感：你似乎并不那么单纯啊！

三、林彪的右倾思想，早在红四军撤离井冈山之前便已初露端倪。

在讨论井冈山的战略部署时，各级党委的会议上，林彪反复强调：“当前边界形势严峻，仅靠红米南瓜是不足以维系的，我们必须主动出击，否则，将难以持续战斗。”此观点亦在白露大会上的发言中得到体现。

林与毛主席的思想存在着显著的对立。毛主席致力于在赣南广阔地区展开广泛的游击战，而林则基于“无法维持现状”及对食红米南瓜的不满，抱持着右倾思想。这和当时有人提出“红旗能坚持多久”的右倾言论如出一辙——尽管表述各异。即便下山之后，林依然深陷悲观与失望之中，甚至反对毛主席在特定时期内夺取江西的战略方针。

四、林彪军阀主义

在井冈山以及粤、闽、赣边区的游击战时期，他尤为重视军官的职权，而对于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的关注则相对较少。

1928年冬日伊始，毛主席及前委委派何挺颖同志担任二十八团的党代表及团委书记。当时林同志正在后方休养，不久后归队，随即召开了一次军官会议。林同志并未与何挺颖同志商议，也未为其在会议议程中预留位置，更未向与会者介绍何挺颖同志（因他来队时间不长，尚未与全体干部有过交流），会议便由林同志亲自主持并发表讲话，而何挺颖同志则被置于一旁——与我们的普通干部一同坐在下面聆听训话。林同志的讲话冗长，发言结束后会议便草草结束。林同志对何挺颖同志的态度，让我们感到些许不悦，会议结束后，我们对此事进行了讨论。

何挺颖善于工作，来了不久，二十八团干部对他有好印象，但林对他平淡，或者说不大顺眼，大庾之战，何受重伤没有派人抬，夜间从马上跌下，被马踩死。何之死，和林平常对他的态度很有关系。三十一团的同志知道后很气愤，有人说：“若何党代表当时在三十一团，绝无丧命之虞！”（何原本担任三十一团党代表）。

林彪在强调军官职权的同时，亦过分凸显了行政权力的作用。他对“层层节制”这一理念情有独钟，并阐述道：营长需妥善管理四位连长，连长则需有效领导三位排长。他疏于与士兵及下级干部接触，鲜少与他们闲聊或开怀大笑。

他言：“治军须严，怀菩萨之心，施雷霆之威。”一九二九年盛夏，于闽西虎冈，纵队司令部的勤务员之一——彼乃湖南宜章人士，昔日我在宜章农民团担任连长时，他曾是我的部下——竟擅自取走百姓之物，林某遂将他唤来询问，随即毫不犹豫地拔枪将其击毙。

那是在古田的十二月，第一支队部的一名炊事员竟窃取了当地百姓的一双鞋子。事件一经查实，支队支队长王良与政委李赐凡便立即向林同志汇报了情况。林同志随即作出指示，要求严格执行纪律，最终由支队执行枪毙的处罚。

一九三〇年夏由汀州出发打南昌、长沙，我用旧军队观点向他建议，说我纵队是闽西来的新兵，要实行连坐法，提高战斗力，他说“不妨试试看。”于是，连坐法便在三纵队中试行。鉴于我军拥有党的坚强领导，且士兵多为从土地革命中获益的农民，阶级觉悟较高，经长沙、吉安等战役的锻炼，战斗力迅速攀升。他却误以为连坐法成效显著，于是在第一次反“围剿”中于红四军推广此法，美其名曰“革命的连坐法”。一、二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红军整体战斗力普遍显著提升（其他部队并未实施连坐法），于是此法便不再提及。

五、回顾一九四五年夏季在延安举行的华北座谈会，当时针对彭德怀在临汾举办的华北局及八路军军委分会传达中央十二月会议精神的不当之处，林某曾表示，他个人对于会议中过分强调运动战策略持有异议。我回顾当时的情形，并未发现林某持有这样的观点。在会议休息期间，我曾向其他与会同志求证，他们也都表示没有这样的印象。

两日之后，有人出示了会议的个人记录，林彪亦表示对十二月份会议的赞同，且依旧重申了对运动战的支持。然而，面对这份记录，林彪并未坦率地认可，反而流露出质疑的神情，尽管如此，他也无力进行辩驳。这让我们感到极不悦。

六、一九四九年夏日，长沙宣告和平解放之际，国民党方面以桂军为主力，在湘南与广西两地部署了约二三十万军队。毛主席连续两次来电，明确指示对于桂系的作战，必须采取战略大包围的战术。他要求以主力部队由北向南推进，同时，其中一部分主力应从黔东南方向深入广西西北部。此外，他还命令第二野战军陈谢兵团，从广州沿西江进军广西，以实现战术上的协同配合。这一战略方针，对于应对最狡诈多变的军阀白崇禧及其灵活战术的桂军而言，无疑是正确的选择。然而，林彪却迟迟未按此方针行动。他热衷于在湘南采取战术性的追击敌人，导致部队在酷暑季节频繁调动，最终在衡宝一线成功截获敌人三个师及一个团。

尽管已击败了这股敌人，然而敌方主力撤退至广西，此后再无战术上捕捉敌人的良机。经历了一段停滞，林彪方才释然，这才着手实施毛主席提出的战略大包围策略。

三十八军与三十九军跨越黔东南，翻越了大图山，进而进入广西西北部；陈谢兵团沿着西江流域进入广西境内；另有五个军从湘南方向挺进广西，共同构成了战略上的大包围。白崇禧面临三面夹击，战略上陷入被动，指挥步调混乱，仅仅五十天时间，对桂系的作战便宣告基本结束。我认为，林彪对毛主席提出的湘桂作战指导方针并未完全执行，至少是执行力度大打折扣。

七、衡宝战役即将画上句点，目前关于敌军兵力的情报存在两种说法。一是第七军下辖的三个师与四十六军的第三十八师；二是第七军全体及第三十八师的一个团。战斗虽已落幕，但具体敌军兵力仍未明朗。林某即刻向上级报告，称已成功消灭敌军四个师及一个军部。

桂军沿湘桂边境设防时，发现三十八师集结于全县周边地区。我此前曾向林某提及此事，他却认为信息不可靠，并未予以纠正。鉴于此，我亦不便再行言及。

在我看来，无论战场上是多消灭一个师还是少消灭一个师，对整体战局影响微乎其微。然而，为何要夸大其词，发布不实的报告呢？我觉得林彪在战果尚不明朗时急于邀功，而在事实清楚后又要维护颜面，这种行为显得不够坦诚。

上述问题，随着时间的流逝，加之林彪同志曾为党作出过一些贡献，人们渐渐忽略或不经意间遗忘。直至林彪同志的问题被传达，往事才逐渐浮现在心头。

（二）林彪对自己的错误，从来是采取讳疾忌医、老虎屁股摸不得的态度，我同他几次工作，也和他多次一起开会，从没有看到他作过自我批评，也不准别人批评，别人批评就打击报复。

在土地革命的开端阶段，谢唯俊（后于陕北英勇牺牲）曾对他提出过批评。林在纵队委员会上两次因谢未佩戴军帽而斥责他，指责其不遵守军纪。当时谢担任第一纵队的政治部主任，林对他多有刁难，这使得谢感到颇有不快。关于此事，当时的军委书记熊寿祺（1930年夏被派往上海中央联络，后遭捕，与组织脱离关系，直至解放后才重返）曾向我询问过。

又如1950年，邓子恢同志自北京返汉口，在中央局会议上传达中央的指示。他明确指出，中南局在1949年夏季提出的将中南地区中心工作定位在乡村的口号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赞同，但林彪并未认同中央的观点，反而指责我存在错误，近乎全盘否定。会议持续数日，最终未能得出明确结论便草草结束。自此之后，林彪对我产生了深深的成见。

有人言，1950年我被调至军委，乃林某不满所致，然真相究竟如何，殊难确考。然而，林某于1951年冬日以不满之态与我言，称我在中南局的发言失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体现。我始终认为，党员在会议中提出意见，即便是错误的，也应予以容忍，而林某却似乎不能接受。这显然是一种打击和报复行为（汉口之事，我内心长期耿耿于怀，直至1969年秋季才进行反思——详见《历史思想总结之八──在四野工作中的问题》，发表于1969年十一月中旬向中央的汇报，其正确与否，尚需进一步考量）。

在土地革命年代，对他提出任何意见都非易事，批评更是难上加难。会议之上，他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让人心生不安，甚至感到畏惧。他既不进行自我批评，亦不允许他人批评，这种态度体现了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权威观念，是极端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体现。

在主席长期且耐心的教导下，我有所进步，然而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关键时刻，旨在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和扫除一切陈旧事物的过程中，那些潜伏的因素再次爆发，并且呈现出恶性的增长态势——堕落到企图篡夺党和军队的领导权，利用黑帮特务的勾当谋害毛主席，妄图分裂我国的党和军队，挑起反革命的内部斗争，甚至沦为汉奸卖国贼。

对林彪的历史一无所知者，自会深感震惊；即便对林彪有所了解，或是略知一二者，亦难以不感到震惊。原来，在历次重大的路线斗争中，林彪可谓谎话连篇，坏事做尽，堪称最为阴险、狡猾、毒辣之人——我亦赠予他几个“最”字，以示其恶劣行径。

（三）林彪长期以来，以一贯正确、完全正确自居，大造舆论，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无孔不入。

在江西岁月，他自诩为最无封建观念之人。在七大期间，冀察晋代表团中有人赞许他始终正确无误，尽管我们中的一些人深知他在土地革命初期对革命前景感到悲观与失望；而在遵义会议之后，尤其是在渡过金沙江和会理会议期间，他公然站出来反对毛主席等领导，但这些情况并未被公开提及。

在七大之后于延安举办的华北座谈会上，林彪对彭德怀进行了批评，然而并未提及彭德怀在会理会议期间所犯的错误，此举显然是为了掩饰自身在此次会议中的失误。然而，在另一次的场合中，林彪却坚称自己在临汾会议上的决策是正确的。

此后，直至掌管军委事务，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他的地位愈发显赫，声望亦日增。然而，他依旧如故，既不进行自我批评，亦不容许他人对他提出批评。

在那些趋炎附势者的吹捧之下，“一贯正确”、“完全正确”、“最”等赞誉之词，在全党、全军、全国范围内似乎变得理所当然。撰写文章、发表讲话，若不遵循这一套路，似乎便成了异类。在全国范围内，此类宣传铺天盖地，普通干部、党员和群众，他们只知道这些赞誉背后的好处和夸大其词的部分，却鲜有人知晓其错误之处和捏造的历史。

在去年的十月至十一月间，我有幸参加了江西省老干部学习班。行程贯穿南昌、吉安、井冈山，继而抵达宁冈、永新、萍乡、安源、韶山、文家市、高安等地。在这些地方的展览馆及宣传资料中，大量内容都在宣传林彪，且其宣传口径几乎一致，甚至相同。遗憾的是，其中不少内容存在伪造、夸大其词或误导之嫌。诸如：

将林彪尊为南昌起义的第二号领导者；林彪率领南昌起义存留的部队抵达井冈山，与毛主席胜利会师；湘南起义的部队抵达井冈山会师之际，林彪是首位与毛主席会面的将领；1928年7月的七溪岭之战，林彪主持战地会议，提出“三猛战术”，成功击败了杨池生师；同年8月，林彪率领一营在桂东迎击来犯之敌（虽然我军英勇善战，却以一场败仗收场）；在井冈山挑担上山时，他找到了自己的休憩之地，实则他并未参与其中。一位团长因身体状况不佳未能参与，此乃理所当然，然而，伪造事实却是不可取的。诸如此类的事件，我仅在浏览后记时偶有所见。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荒谬的宣传令人啼笑皆非。例如，有传言称苏德战争爆发时，斯大林召开军事会议，林彪提出不同意见，而斯大林最终采纳了林的策略。从小学一到十册的教材中，林彪的语录和文章比比皆是，甚至在某些地方还详细记载了林彪的住所、住房情况以及室内陈设，似乎有意将其与毛主席并驾齐驱。

搜集并编造上述材料的人，其中多数本为良善之辈，尤其是年轻一代，他们对林的阴暗面缺乏了解，往往以形而上学的视角看待问题。《林副主席指示》一书的编者在其结语中，竟连续使用了二十个“最”字。人们往往只看到美好的一面，便不加核实地辗转传抄，人云亦云，既不调查也不分析。然而，也有些人乐于充当捧场者、吹鼓手，甚至抱有野心，意图攀爬高位，这两种人必须加以区分。

林彪虽已败亡，但多年来造舆论很深很广，超过十次错误路线的任何一个头子。又利用中央、毛主席给他的职权，大搞宗派，并成立十分秘密的法西斯特务组织，妄图控制全党全军。

林在北京的挚友，虽然已被一一抓获，但正如俗语所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为了巩固无产阶级的统治，以及教育广大民众，尤其是干部阶层，我们必须将他的毒素彻底清除。因此，我建议将他所编造、夸大和虚构的资料整理出来，公之于众，以便彻底消除他的不良影响。

岁月流转，案头资料渐稀，仅凭个人记忆记载，细节之处或许有所出入，仅供参考。

06 李富春揭发林彪

李富春同志揭发林彪的错误和罪行

1971年10月8日

一、遵义会议后反毛主席。

在遵义会议期间，他并未发表任何言论。会议结束后不久，他开始散布针对毛主席的批评之声，声称：“部队如此拖沓，领导方式如此，难道还能继续下去吗？”他联合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共同发起对毛主席的反对。

毛主席在成功领导部队渡过金沙江之后，于会理会议中对其进行了严厉的指责。正值遵义会议对错误路线进行纠正并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内领导地位之际，他竟公然站出来进行反对，其行径实属卑劣。

二、1946年3月，东北地区传来了中央的电报。该电报旨在促进马歇尔的调停工作，并遏制敌方向北推进的势头。为争取宝贵时间，巩固东北根据地，中央命令林彪指挥部队对四平实施围攻，并视情况占领该城。

然而，林彪却将山东调集的大部兵力集中在四平城，发起了猛攻。战事持续约二十日，部队伤亡惨重，四平城依旧坚不可摧。

当时杜聿明的新一军正用飞机向长春运兵。在这个情况下，林彪就仓惶撤退，一直撤到哈尔滨。并准备随时放弃哈尔滨。为此，在哈尔滨铁路桥座上埋了炸药，准备随时炸桥。当时黄克诚到哈尔滨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回来对我讲了两次，说：“齐齐哈尔已无法坚守，我们必须向北安撤退。”这不仅体现了他自身的右倾思想，也受到了林彪的影响。

三、他欣赏东北土改的“左”政策。

1947年下半年，东北地区开启了土地改革。我于7月份从西满调动至东北局工作。到了8月，新华社广泛播报了华北地区土改的热烈场面，描述了村村冒火、处处烟熏，以及贫雇农掌握权力等情景。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将这些报道刊登在《东北日报》上。我特地前往双城向林彪、罗荣桓请示，林彪则回应：“既然村村点火、处处冒烟，贫雇农当家作主已成为普遍现象，为何不尝试一番呢？”

数日之后，个别地区出现了侵犯中农权益的情况。于是，我再次拨通了前方的电话，罗荣桓同志随即返回并主持召开了东北局会议。直至九月，会议才最终决定撤销了那种偏“左”的宣传策略。然而，真正的纠正工作则是在十月展开，中央颁布了《土地法大纲》，并在十一月，主席发布了针对当前几个政策问题的指示。

四、东北林彪与高岗关系紧密。

在东北局会议召开之际，他通常会与高岗先行沟通，随后由高岗负责主持东北局的会议，而他自己则鲜少出席。高岗在东北地区一心想成为“东北王”，然而一旦步入中央，其野心亦随之膨胀。此中原因，部分得益于林彪、彭德怀、饶漱石等人的力挺。

五、在东北地区及“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表现出以下特点：首先，并未负责东北局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亦未参与政治局会议，然而人们却发现他在暗中活动。其次，在与他人的交往中，他并未推心置腹，未曾涉及政治话题，也不曾透露个人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