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的新春伊始，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派遣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皖南地区集结了七个师的精锐部队，对英勇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新四军发起了猛烈的围攻。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不幸被捕，随后被押解至当时第三战区的总部所在地——江西上饶，并在那里长期遭受囚禁。

随后，蒋介石下令由顾祝同将叶挺将军押解至军事委员会设在桂林的办公厅，实则转交给了军统局负责监管。当时，军统局桂林办事处的主任杨继荣，其职务表面上则是军委会桂林办公厅民众情报处处长的身份。

叶将军抵达桂林城后，即刻被杨继荣委派的办事处警卫组所采取的特别措施软禁，地点位于桂林七星岩周边的一隐蔽山洞之中。洞内由军统派出的特务严加看护，洞口则由一队宪兵严阵以待，执行警戒任务。

叶挺

1943年春，蒋介石再次下达命令，指派军统局特务首脑戴笠将叶将军押解至重庆。那时，我担任军统局总务处处长的职位。我的弟弟沈默，他在桂林办事处担任行动组组长，同时兼任民众情报处警卫组组长，负责看护叶将军。一日，我接到他自桂林打来的长途电话，他告知我，次日他将乘坐班机将叶将军送往重庆，并恳请我前往接应。

我迅速与军统司法处处长沈维翰取得联系，他向我透露，军统特务团，又称特务总队，其团长杨清植已提前进行了细致周全的筹备，并热切期待我能与杨团长一同前往机场，共同承担起照料的重任。

次日拂晓，我与杨清植抵达了重庆的珊瑚坝机场。在所有乘客依次离机后，我才注意到沈默身旁，有一位满头银发的长者，他缓缓走出，手中提着一盏由植物油照明的小灯笼。这盏灯笼以数根竹条巧妙编织成支架，顶部安放着一个铁质的小碟。将植物油倒入碟中，插入灯芯，便能散发出温馨的光辉。

当沈默向我们介绍这位便是叶将军时，我们立即向他行以军礼。叶将军则礼貌地以点头示意。我轻声说道：“军长，您辛苦了！”他面无表情地回应道：“这点劳苦，不足挂齿。”

踏上机场出口的那一刻，他抬头望了一眼，随口轻叹：“唉，终于来到了重庆。”

我带着好奇的口吻问道：“军长大人，您怎么总是随身携带着这么一盏油灯呢？”

他的嘴角微微上扬，高举着手中的灯光，语气轻柔地说：“自那以来，我始终与它相依相伴，如今，我决定将它随身携带，让它成为我永恒记忆的一部分。”

杨清植特地为一叶将军准备了一顶轿子，轿门与窗均以厚实布料严密封蔽。考虑到从珊瑚坝飞机场到公路途中需跋涉数百级石阶，这样的安排无疑是为了防止其身份外泄。面对这顶轿子，叶将军不禁皱眉，拒绝乘坐。然而，杨清植仍旧坚持邀请他入轿。经过一番坚持，叶将军才勉强答应。

我们紧随其后，而身后则簇拥着二十余名便衣警卫，以及由军统管辖下的重庆航空检查所所派遣的十余名负责航检任务的特务，他们分散于前方与后方。

杨清植心有忐忑，深恐发生意外，或有人心怀叵测，于是便指挥轿夫将轿子抬至汽车边。轿子卸下后，我与沈默、杨清植一同步行，陪同叶将军一同登上一辆汽车。此次出行，全程都有警卫车辆相伴，直到将叶将军安全送达林森路望龙门第二十二号的军统特务团团长官邸。这处官邸坐落在望龙门两湖会馆团部附近，往昔一直是团长的居所，此次特意腾出，专为叶将军所设。

归途中，我忍不住对沈默未能为叶将军打理一下发髻的行为表示惋惜，这才导致他现在的形象显得过于显眼，引得众人瞩目。

叶将军被俘之后，他在桂林的日常生活引起了我的极大关注。据他亲述，自被俘之日起，叶将军便毅然决然地拒绝理发与修面，他坚信自己是一名坚守岗位、英勇抗敌的抗日将领，并无任何过错，因此对被捕与囚禁之事深感不解。他以此作为抗议的手段，坚决拒绝打理个人仪容，即便面对他人的劝解，也绝不妥协。在桂林，叶将军饲养了一头奶羊，亲自照料，无论是放牧还是割草，他都亲力亲为，以此为生计。他曾计划带着羊一同离开，但因乘坐飞机的不便而不得不放弃。每当黄昏降临，由于规定禁止外出，他只能在山洞内借助油灯阅读书籍，并记录下自己的心路历程。他对负责看守的小特务态度和善，从不提出任何超出规定的要求；然而，每当高级官员前来探望，他的态度便会变得坚定而严肃，常常质问为何被囚禁。

戴笠

我重返军统局，与戴笠先生会面，随即向他禀报了叶将军已被押解至重庆的消息，并详细述说了他在桂林期间的种种状况。

戴指示我，务必在生活中留意每一个细节。他反复强调，必须确保叶将军妥善打理个人仪容，尤其是头发，因为蒋介石即将会晤叶将军。

不久，戴笠突然通知我，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即将莅临拜访叶将军，并特别交代我需提前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其中，特别强调要为叶将军打理好发型，挑选一套更为得体的着装，并对会客厅进行彻底的整理，保证其整洁有序。

我急忙带着理发师及副官等随从，前往拜见叶将军。起初，我与他就日常生活的琐事进行了交流，他对此并无特别的要求。经过一番曲折的交谈，我终于将话题引到了重庆那炎热的天气上，抱怨其酷热难当，并提及了困扰许多人的头部寄生虫问题，借此劝说叶将军将头发稍微剪短一些。

未曾料及，言辞尚在耳畔回响，他即刻洞悉了我此行的来意。随后，他瞪大了眼睛，郑重其事地对我说道：“除非得到无条件的释放，否则我绝不会剪掉这头青丝，即便是在炎炎夏日，我也将忍受这酷暑的煎熬，请你无需为我担忧。”

叶将军的演说中，一句铿锵有力的话语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那便是：“我绝不会为见那些我不愿意见的人而改变我的一丝须发。”即便是面对着着装的抉择，他仍旧坚持己见，毫不动摇。在遭遇挫折后，我不得不无奈地返回，向戴笠汇报所发生的情况。

戴言性情刚烈，与他相处，不宜急于求成，宜待时日，逐步引导。

陈诚

数日之后，陈诚登门拜访叶将军。戴笠特意叮嘱杨清植务必密切关注，鉴于陈诚的傲慢态度与叶将军的刚烈性格，生怕事态发生变故。杨清植随即率数名警卫悄悄潜伏于窗外。二人此前已有交往，在简短的闲谈之后，陈诚便开门见山，表达了自己希望叶将军能够屈尊担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的意愿，并征询他的意见。

叶将军断然拒绝了他人的提议，并坚决表明，唯有当他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并对进攻新四军的责任人予以严惩，他才考虑参与其他事务。他不断追问陈诚，新四军抗击敌人有何过错，为何被当作敌人逮捕？他严厉批评国民党的这一举措对敌人有利，却对国家和民族毫无裨益。

面对提问，陈诚无言以对，最终仅能流露出对叶的期待，希望她能深思熟虑，择日再进行深入商讨。他来时气势汹汹，去时却垂头丧气，缄默不语，只是匆匆离去，不再多加一言。

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陈诚再次造访叶将军，但仍旧未能有所突破。据悉，叶将军的立场变得更加坚定，陈诚在尴尬与狼狈之中不得不匆匆告辞。

叶将军断然拒绝陈诚提出的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职务邀请后，不到一个月，戴笠便遵从蒋介石的命令，取消了他所享受的特殊礼遇，将他自望龙门二十二号移至中美所的白公馆实行软禁。叶将军便在此处，重庆磁器口小歌乐山北麓，四川军阀白驹所建香山别墅西侧的主屋内，度过了长达一年多的拘禁生活。

此后，鉴于中美所内那美蒋特务对这所房屋虎视眈眈，戴笠便将白公馆中其余被囚禁的犯人迁往中美所西端最偏僻的渣滓洞看守所。而叶将军则被安置于中美所东南角的洪炉厂附近，半山腰上一间小屋内，与廖承志先生被囚禁之处相距不远。

不久之后，陈诚将叶将军迎接到湖北恩施，意图再度说服他接受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的职务。叶将军逗留了一段时间，但依旧坚守初衷，拒绝接受任命。面对叶将军那坚定不移的意志，陈诚感到了无能为力，只得再次将他送回戴笠的监禁之中。直至1946年春天，叶将军才获得释放，在这期间，他始终未曾更换过囚禁的地点。当时，戴笠将这一区域划为中美所内的“禁地”，专门用于关押高级政治犯。该地警卫严密，即便是普通的军统特务也不得擅自进入，更严禁靠近那些独立成排、每排仅有三五间的小平房。

在叶将军被军统拘禁的那段时日，我先后探望了他三四次。每当我询问他是否需要什么生活上的便利，他总是淡然以对，说自己并不需要什么。他的日常生活规律有序，每天清晨便早早起身，先以冷水沐浴，接着进行体操锻炼，早餐过后便专心致志地阅读书报。尽管他对国民党的报纸持有强烈的反感，每次拿起报纸，也只是瞥一眼便随手丢开，然而因他身处孤身一人之境，无人交谈，又无其他读物可资消遣，不久之后，他又不得不重新拾起地上的报纸，继续阅读。

在白公馆执掌看管重任的侯子川，性格刚烈，动辄对囚犯拳脚相加，但每当面对叶将军，他却不敢有丝毫放肆之举。偶尔造访叶将军，叶将军总会特意叮嘱他，切勿对人过于严苛。

叶将军不久前搬入禁白公馆，恰逢戴笠先生因审视周边中美所的房屋建筑项目，顺路拜访了叶将军。当时，我随众务处工程科长侯桢祥一同前往。看守所长侯子川立即派人传信，及时通知将军戴笠先生即将到来。

步入室内，叶将军仍旧身着短衫短裤，静坐于地板之上，手中轻摇一把大葵扇，悠然地享受着凉意。往常我造访，他总是谈笑风生，然而那次戴笠莅临，他却显得格外冷漠，与平日判若两人。侯子川见状，恐怕叶将军不识戴笠，便特意提醒道：“戴先生是特地来拜访军长的。”

叶影沉寂，未起波澜，只轻描淡写地回应道：“既然有人事先透露，我自然早已知情。”

戴笠向他致以诚挚的问候，随即轻轻挥动手指，引领道：“请就座。”

戴笠观察他表情的冷漠，心中便明了再无交谈的必要。于是，他只是简略地询问了对方的近况，而对方依旧表示自己并无特别的所需。面对如此冷淡的态度，戴笠心中不禁有些不快，未曾久坐，便起身告辞，离开了现场。

在抗战胜利的曙光初现，国共两党积极展开和平谈判的关键时刻，毛主席向蒋介石先生诚恳地提出了释放廖承志、叶挺等同志的恳切请求。在这段特殊时期，我特地拜访了叶挺将军。

叶挺

那时，我心中充满好奇，渴望了解共产党的高级将领获释后，最先着手解决的问题。众所周知，军统监狱也曾关押过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与军统的重要特务。一旦重获自由，他们的首要任务往往是如何与家人团聚，品尝那些多年夙愿的美食，或是先拍摄一张照片，以此来弥补囚禁期间所失。然而，当我询问叶将军时，他的回答却出乎我的意料。他听罢我的问题，未加思索，便坚定地回应：“我出狱后首要之事，便是恳请党组织恢复我的党籍。”

他的这个答复，的确使我感到惊异！我过去一直没有想到他被囚后已是一个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我当时也根本不懂得什么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以及为了实现伟大理想，做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而自愿牺牲一切。我当时很想进一步问个明白，但看到叶将军说完这句话之后，昂起头凝视着窗外久久一言不发，我怕碰钉子，便赶忙辞出，并言不由衷地回答几声：“那很好，那很好。”

事实上，我长期遵照戴笠的指令行事，旨在通过生活中的点滴，逐步促使他提出更多要求，进而转变他的立场，站在蒋介石一方。因此，当他作出那般坚定且明确的表态时，我深感沮丧，并将这一情况向戴笠作了汇报。他沉默良久，直至最后才缓缓开口：“共产党人的可怕之处，正是在这些细微之处。”

随后，蒋介石不得不答应毛主席的请求，以叶挺将军作为交换条件，以换取马法五的释放。

1946年3月4日，戴笠派遣军统局第二处副处长叶翔之，承担了护送叶挺将军至林森路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重任。同时，他亦命我负责将廖承志先生安全送达国民参政会，并亲手交托给邵力子先生。

尽管你屡次劝我将其剔除，我始终未曾听从。然而，今时今日，我决定主动采取行动，但我的意图依然是将它们妥为保管。

本文作者：沈醉

张国焘

▲一日，我在毛人凤的办公室里与几位处长闲聊。话题转到张国焘的日常作息，我不禁感慨万分，没想到他竟如此沉湎于享乐，与我们似乎并无差别。毛人凤听后，轻笑一声，回应道：“若非与我们志趣相投，他又怎会投靠到我们的阵营中来？”

1942年2月1日，在延安中共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毛泽东主席发表讲话，明确指出：“张国焘曾向党中央提出独立性要求，最终竟演变为背叛党的行为，沦为特务。”

毛主席未曾明确透露，他在哪一特务机构任职，以及在那里的活动是否保持隐秘未曾公开。在《毛泽东选集》的注释中，对此事亦未作详细阐述，而张国焘本人似乎对此事保持沉默，不愿或不敢详谈。这或许与他曾被毛主席评价为“大不老实的人”有着紧密的关联。

张国焘与毛泽东

张国焘曾多次向我和毛人凤、黄逸公等军统高级特务透露，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战之前，他早已萌生投靠国民党的念头。他在共产党内曾享有崇高地位，但长征抵达陕北后，他深感不快，原因在于“既无权势，又饱受委屈”。他的妻子亦持有相同看法，谈及他的过往，她总是眉开眼笑，称他曾是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然而，境况却日渐衰微，直至他终日忍辱负重。这或许正是他寻求逃离的“正当”借口。

自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之后，每逢清明时节，国民党官员便会前往陕西黄陵县，对轩辕皇帝的陵墓行以祭拜之礼。陕甘宁边区政府亦会照例派遣代表，参与这一庄重的皇陵祭扫仪式。1938年的清明节，时任陕甘宁边区代主席的张国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席了这一仪式。据说，这次活动对他而言，是等待已久的背叛党组织、投向敌方的一次绝佳机会。因此，他主动请缨，要求参与此次祭扫。仪式结束后，他理应返回延安，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却向国民党官员表达了前往武汉的愿望。当时负责主祭的国民党官员听闻此言，欣喜若狂，立刻表示热烈欢迎，并迅速发电报向蒋介石汇报。蒋介石亦回电表示欢迎。

经过我之前的详尽调查，此次张国焘的出走，并非有人暗中策划，实乃他早有预谋，早已下定决心背叛我党，转而投奔敌方。

抵达武汉之后，共产党方面屡次派人试图与他取得联系，期望他能重返延安，然而他的拒绝始终如一。在局势已无法挽回之际，曾与他并肩作战的警卫员亦选择弃他而去，返回延安，不愿与他同流合污，出卖自己的信仰。至此，他真正沦为了名实相符的孤身一人。

彼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毅然转向国民党一方，此一举动顿时引发了国内外众多人士的广泛关注。尤其是他在与记者会面时发表的一连串言论，令众多记者倍感意外。

蒋介石迅即在武汉予以接待，对该人投靠国民党的行为给予了高度评价。彼时，他或许憧憬着从此踏上青云直上之路，前程似锦，升官发财指日可待。

然而，与国民党人士的交往实非易途。即便那些曾位居要职、声名远扬的投降者，若在投降之际未能携带重礼，亦无谈判的筹码在手，他们最终也只能屈从于既定的安排。

不久之后，张国焘没有预料到的是，蒋介石只给了他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的头衔，而这个他热衷追求的名利之人，对这份缺乏实质权力的空职感到极其沮丧。他是否曾后悔过？我并未听说他向家人提起过此事，也许即便有过，他们也不敢轻易提及。

尽管如此，一丝慰藉悄然降临，让他感到一丝欣慰。与延安相比，他的生活品质有了显著飞跃，不仅能够尽情享受生活的美好，更无人对他指指点点。他几乎日日成为国民党官员们的座上宾，欢宴娱乐之时，官员们总是笑语连连。尽管笑容中隐约流露出锋芒，但多年的官场磨砺，使他们巧妙地将锋芒隐藏得无迹可寻，表面上对他始终保持着彬彬有礼的态度。因此，在这一层面上，他仍觉得自己比在延安时更为优越。

“西安事变”之后，得益于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贯彻共产党的统战方针，成功地说服了张学良、杨虎城和平解决这场危机四伏的内战，从而使得蒋介石重获自由。自此，国民党再也无法理直气壮地高呼“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卢沟桥的日军炮火声震动了整个国家，蒋先生亦不得不发出号召：“不论地域之南北，不论年龄之老幼，无论何人，均有保卫国土、抵抗侵略的责任。”

不过从南京仓皇逃到武汉之后，国民党中确有那么一批人就在相互交谈中提出了：“日本亡我国而不灭我党，共产党不亡国而欲灭我党。”在这些人心目中，国可灭，党不可灭，灭了党他们就无官可做无财可发了。所以逃到武汉后的国民党，又叫喊起“既要抗日又要反共”了。

恰逢其时，张国焘独自前往约定之地，恰如其分地迎合了这一需求，因此受到部分人的赞誉，被誉为“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亦自得其所，坚信自己的这次出行决策无比英明。然而，蒋介石在思量如何为其指定具体职务时，却是带着对共产党的敌意。国民党机构众多，为张国焘安排一个显赫的官职本非难事，但蒋介石经过反复权衡，最终决定将这位“奇才”交付给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以便加以利用。

蒋介石和戴笠

“我欲请张先生给予戴某以助力。”

张国焘听后微微一惊，传闻中他愣了片刻才恢复平静。这个消息完全出乎他的预料，竟然是被委以军统局特务一职，而且并非局长或副局长，仅仅是去“协助”。这让他感到无所作为。尽管内心百般不愿，但既然刚踏入新岗位，又怎敢违抗“最高统帅”的命令！在短暂的愣神后，他混沌的思绪逐渐明朗，只能点头哈腰，连连表示对安排的接受。

戴笠起初竟未曾敢向老帅提出这位“重量级人物”的请求。他了解到，CC系的领袖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对他甚是青睐，有意邀请他“协助”。然而，军委会政治部却认为这位人才的才干更为迫切所需。胡宗南、康泽等人也纷纷向蒋介石进言，希望他能将此人纳入自己的麾下，但蒋介石始终未曾答应。戴笠虽心驰神往，却始终未曾敢直言。直至前一天，有人向他透露风声，称老帅或许会将张国焘交托于他。这消息令戴笠兴奋至极，夜不能寐，他坚信这是老帅对他极大的信任，更坚信拥有这位“无价之宝”，军统在“剿共”的道路上必将所向无敌！

蒋介石和戴笠都错误地、也可以说是过高估计了张国焘，要么是听信了他的自吹自擂。都以为凭他过去在共产党内的地位和关系，可以大搞对中共内部进行打进拉出的阴谋活动，便对他寄予极大的希望。满以为只要他肯卖点儿力气，就可以搞垮共产党，至少在分裂共产党方面能起到一些决定性的重要作用。

戴笠平日就爱请客，他请的客人各种各样的人都有，除国民党中几个元老不大爱理他外，宋子文当了行政院院长后也是他座上常客。文官中一些部长、省主席，武官中除冯玉祥、薛岳、陈诚等少数人外，一些战区司令长官、副司令长官、总司令等到重庆见蒋介石述职时，他也会邀请他们去他家做客。他自得了张国焘这样一个部下之后，请客的次数更多了。为了炫耀自己，在他请客而邀请张国焘去参加时，往往先用电话告诉客人：“明日莅临，将有共产党的第三号人物作陪。”在向宾客介绍张国焘时，他总是带着一股自豪的语气。

我是1942年调到军统局去当总务处长的。戴笠在他家中请客一般不用我去安排，他家中有一个专管这类事务的总管阿何。此人曾在香港半岛酒店当过多年的服务员领班，对这些事很有经验。我有时为了别的事而去戴笠家中，多次遇到张国焘，有次宴会完毕我和张同车回去，他在车上和我闲谈时，对戴笠说他过去是在共产党内的第三号人物还表示不同意，他竟大言不惭地对我说：“若在长征途中我更为果断狠辣，那么我在共产党内的地位，绝不会仅仅止步于第三、第二。”

我先前对共产党的历史了解有限，未曾知晓其中一段往事——那是红军长征期间，他分裂党组织，擅自成立中央，并试图陷害毛主席的阴谋，终未得逞。我对此只能模模糊糊地点头，轻声“嗯”了一下，以示对其夸大其词的言辞表示认同。当然，当戴笠向他人介绍他时，他自是不好意思说出这些话来。

初踏军统局大门，张国焘便肩负起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主任的重任。按照规定，主任理应拥有少将的军衔，加之编制所限，这让他心中颇感不快。在军统内部，戴笠与郑介民均为中将，而诸如处长、主任等职位，乃至毛人凤，都由少将担任。身为军委会的中将委员，张国焘在出席各类会议时，总是身着军装，佩戴着中将领章。然而，加入军统局后，尤其是在与戴笠会面之际，他鲜少显露中将的身份，大多数时候都选择以便服的形象出现。

那天，他刚从军委会归来，戴笠便邀请了数位处长共赴晚宴，也特意邀他一同参加。众人胸前均挂有少将的衔章，唯独他一人佩戴着中将的勋章，这一幕让他感到些许局促。毕竟，他虽身为少将，却掌握着更为重大的权力，而他本人则专注于研究工作。因此，当众人在热议日常工作时，他只能选择沉默不语。

幸而他未能亲临军统局的局务会议，否则一旦听闻那些部门主管的大特务们，在汇报他们所施行的种种无法无天之举，以及处理人事与财务等事务时所掌握的权力，恐怕他会心生羡慕之意。

张国焘初去军统时，虽然有许多使他不满意的地方，但戴笠、毛人凤等对他还相当客气，不用几天，便有宴会邀请他参加，不过国民党的酒席可不能白吃，吃了就得给人做事。他最苦恼的是逃出来时，只是光棍一条，什么班底也没有，可不像他当年企图分裂党中央时，还有一些人受骗上当，跟他去胡闹了。所以他一开始要做工作，就向戴笠提出要办一个训练班，由他亲自主持训练出一群专门打进边区去的特务，才能施展他的阴谋。他自己常说：他不但是为国民党工作，也是要报他的大恨深仇。他究竟是恨共产党还是恨批斗过他的什么人？他没有具体说出来过。

张国焘提议设立一个训练班，并亲自担任主持，戴笠对其提出的各项要求无不予以满足。然而，为该训练班命名却颇费周章。鉴于军统局先前的大型训练班多以其地名命名，如临澧、黔阳、息烽、兰州、东南、重庆等，重庆地区已存在同名班次，故需另辟蹊径。经多次研讨，最终决定以张国焘所辖单位为基础，成立“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鉴于抗战期间国共合作之表象，不宜使用反共或类似字眼，因此在军统内部，凡冠以“特种政治”四字之单位及案件，皆系针对共产党所设。

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的学生选拔，戴笠亲自下令，要求军统人事处与训练处严格筛选，必须从军统各训练班中精选出一批已毕业或正在培训、具备此项工作能力的所谓精英。入选者还需接受戴笠亲自的谈话与考核，方能获准进入此班。这种审慎的态度，在军统开办训练班的历史上实属罕见。由此不难看出，戴笠对该班寄予的期望远胜于其他班级。因此，在提供资金与人力支持时，张并未有所保留，这也让他在此期间深感自豪。

黄逸公，昔日张国焘的得力助手，曾向我透露，张对戴笠的言论深信不疑。他坚信，只要双方能够建立互信，紧密携手合作，定能共创非凡伟业。

黄逸公，安徽桐城之俊彦，早年毅然投身于上海地下党的事业，且远赴莫斯科东方大学深造。然而，1932年，他在上海不幸被捕，被囚禁于英租界巡捕房长达两年之久。出狱后，黄逸公一度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却不幸与叛徒王克全相遇，在其引荐下，黄逸公加入了特务组织。经过漫长岁月的严格考验，戴笠对其忠诚与可靠性深信不疑，遂委派他协助张的行动。起初，黄逸公担任特种问题研究室的秘书，随着张开办训练班，他被任命为教务组长，戴笠则兼任班主任，而张本人则担任副主任，实际负责各项工作。整个训练工作的筹划与执行，皆由张亲自操持。

戴笠始终恪守蒋介石对共产党叛徒处理的几项核心原则：“只可索取其所需，绝不允许其深入了解我方”以及“表面尊敬，实则怀疑，利用之余，亦怀戒心”。因此，张国焘所主持的训练班，便不能与军统局其他训练班同置于乡间办事处的缫丝厂旁，而是选择在磁器口的洗布塘设立。

彼时，张主持的研究室并不设在罗家湾军统局总部之中，而是另行寻觅了别处作为办公场所。军统局的重要会议鲜少邀请张参与，而偶尔几位处长或主任会邀他至戴笠家中共进便餐，表面上仿佛将他视作内部人，实则心中对他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这或许是为了避免他对军统机构本身也产生“研究”之意。因此，军统局内众多科长级别的中层骨干与他张国焘鲜少有交集，有些人甚至仅闻其名，未曾有幸见过面。

身为总务，我与各部室保持着紧密的交流。在履行我的职责时，我恪守不干预各单位的业务原则，对员工在生活中的困扰亦给予充分的关心和关注。但张主持的研究室，在我的视野中似乎并不突出，那数年间，我仅偶尔回访，总共也不过寥寥两三次。

在那次我前往那个地方之际，目的在于核实房屋修缮的状况。恰巧，张正正及其数位同事正就某个议题展开讨论。一番简短的交流之后，他便热情地将几位我未曾相识的人士介绍给我，并示意握手。我随即起身，礼貌地示意他们继续会议。

黄逸公送我至门外时，我心中不禁充满疑惑，开口问道：“他们是谁？我为何对他们如此陌生？”黄逸公随后为我解释，其中二人系中统特务机构成员，一位名叫何云，另一位名字我已不记得。

毛人凤

我回归军统局，即刻向毛人凤进行了汇报（当时毛人凤担任军统局的代理主任秘书，由于主任秘书郑介民正忙于外勤兼职，无法亲至军统局办公，因此由毛人凤代为履行职责）。我向他提及张国焘召集了非军统局成员的会议，并询知毛人凤是否对此事有所了解。

毛才告诉我，为了对付共产党，军统与中统在这方面是合作得很好的。别的方面虽常闹摩擦，但在这个问题上却是一致的。因为双方都很明白，共产党打垮了国民党，什么都完蛋了！他便提醒我：“你忘记了，你每月在漱庐（军统对外公开联系的地方）准备一桌酒席，招待来开会的不就有中统局局长和宪兵司令吗！”

我忽然想起，军统、中统与宪兵三者在权力与利益的角逐中，时常激烈冲突，争斗至头破血流，甚至不得不上报至蒋介石那里解决。然而，在应对共产党的问题上，他们却能口径一致，坐下来共同商讨对策，都深知若对此松懈，难免会自食恶果，同归于尽。

由张国焘负责主持的此训练班，历时半年。考虑到学员们均已来自其他特务训练机构，并已普遍完成相关课程的学习，因此无需重复授课。在完成为期半年的学习并举行毕业典礼后，戴笠随即下令迅速启动第二期训练，每期学员人数大约为一百五六十名。

昔日，戴笠对这群毕业生寄予了深切的期望。在派遣他们赴西北之前，他分阶段亲自接见，并举行盛宴款待，以此彰显其特殊的礼遇。在会面之际，戴笠反复勉励他们，教导他们必须全力以赴，以卓越的成绩完成“领袖”所赋予的“光荣使命”。

遗憾的是，这份美好的幻想很快便破灭了。原来，张国焘亲自讲授的对共产党的分析、研究，以及如何渗透进边区、如何赢得信任等策略，实际操作起来却截然不同。那些张国焘认为最得力的学生，手持他亲笔信件，前去拜访昔日的熟人，却音讯全无，有去无回。戴笠见状，心急如焚。勉强完成了第二期培训后，便宣布暂停，张国焘也因此借口生病，不敢再见戴笠。戴笠也急忙亲自赶赴西北，却不敢直接觐见蒋介石。这次实验的结果表明，大规模派遣人员渗透边区的计划已经彻底失败。

戴笠手迹

戴笠自西北返回，传闻胡宗南曾向他发出警诫：尽管张国焘在延安的人际关系并不广泛，但在红军内部仍维持着若干联系。当时，由红军改编而成的八路军正活跃于太行山区的敌后战场。胡宗南建议，张国焘可派遣人员尝试接触。据当时担任二十七军军长、驻守太行山边沿的范汉杰回忆，他时常收到戴笠的信件，恳请协助将这些人员护送到八路军的控制区域。然而，关于此事的后续发展，便再也没有了消息。

在抗战爆发前，军统便受命于蒋介石，务必在延安设立情报站或小组，并配备特工电台。然而，这一目标多年来始终未能达成。戴笠在捕获张国焘后，满怀信心地认为凭借其关系，建立情报站将轻而易举。不料，张国焘不仅未能从共产党和红军中挖出重要骨干，甚至无法渗透其中。即便是建立军统在边区的组织，这一看似有把握的“小事”，他也未能完成任务，无法向蒋介石交代。据说，最终在被称为“阴阳交界”的洛川县（洛川民众将之称为阴阳地界，阴间代表国民党统治区，阳间则是指陕甘宁边区），戴笠仅是敷衍了事，设立了一个所谓的延安组，并放置了一部电台，以此向蒋介石交差。

历经数年的精心策划，张国焘并非一无所获。尽管遭遇了重重挫折，但天意终究不负苦心人，竟有曾在红军中担任团长的朱某某，主动投怀送抱。这一突如其来的喜讯，令他欣喜若狂，迫不及待地拿起电话，急切地想要与戴笠分享这份喜悦。

戴接与他相见之际，脸上洋溢着满满的喜悦，热切地倾听他自豪的讲述。及至询问该团长部队目前所处的位置，得到的回复却是：团长已先行联络并安排妥当，稍后才会率领部队继续前行。戴笠的智谋或许略胜张国焘一筹，一个红军团长若擅自离队，企图再次集结人马，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其结果，恐怕将与张国焘的命运如出一辙，只能落得个孤身一人的下场。

尽管张国焘多次遭遇挫败，未能如他所称独立完成各项重任，戴笠却并未因此放弃将他纳入计划。戴笠亦需多方考量，深思熟虑。经过深入探究，他最终采取的策略是增强对边区外围工作的投入。

最初，在军统陕西省站的基础上，增设了陕北站，并由他推荐黄逸公担任站长。由于该站坐落于榆林，因此亦被称之为榆林站。

在汉中，一座专设的侦查基地应运而生，基地站长一职由戴笠亲自指派程慕颐担任。该基地与汉中军统所管辖的统一检查所协同作战，开展了一系列半公开的行动。这些行动主要针对那些前往陕北或自陕北归来的革命志士与爱国青年，实施了审查与扣留等措施。

强化对西北军统工作区域耀县地区行政专员梁干乔管辖下的边区封锁之际，张提出了增设数个策反站、组的建议。这一策略，据称，旨在运用“小虾钓大鱼”的战术。然而，我未曾听闻这些站、组的“小虾”成功钓获过任何“大鱼”。或许正如他所说的“大鱼”，其数量寥寥，早已被名利所诱惑，轻易陷入了陷阱之中。

自1943年起，戴笠对这位所谓的“宝贝”已洞察其真面目，料定难以从他身上榨取更多利益。经过“反共专家”们的细致分析，他们认为张国焘在共产党内部的名声已遭严重败坏，无人愿意与他共赴绝境。当然，他们也认为这与共产党内部周密的防范措施密切相关。

经张训练指导的约三百名学生，除了派遣少数至边区和红军驻地之外，后续已无法继续派遣。最终，只得重新进行分配。其中，大部分学生被安排至各兵工厂的警卫稽查组，目的在于防范共产党成员潜入这些工厂进行活动。

戴笠对张国焘的好感逐渐消退，日积月累，他心中的厌恶日益加深。长久的分离，即便偶尔相遇，戴笠也总是面容冷漠，敷衍了事。那份起初的亲近早已烟消云散。一次，不知是何原因，戴笠邀请张国焘至曾家岩家中进行深入交谈，恰巧我有事前往拜访戴笠，只见张国焘一脸沮丧地离开。我与他的问候仅限于点头致意，便转身入内。我注意到戴笠仍然怒气未消，目光紧紧盯着门口，语气中流露出轻蔑：“此人竟如此狂妄自大，以为这种举动就能轻易蒙混过关！”

自那以后，张国焘在见到戴笠时，心中总是充满恐惧。那时，我负责处理事务，一切举止皆受戴笠情绪所左右。他心情愉悦时，我便会竭尽所能地献媚，有求必应；一旦他面露不快，我便敷衍了事，不再过度热情。张国焘自然也不例外，原先军统对他生活上的诸多优待，也逐渐减少，直至取消。过去，他曾享有专用的轿车，而我以汽油进口日益紧张为借口，将他更换为平时外出即可使用的车辆。即便如此，承诺随叫随到的服务也并非总能如约履行。

以往，军统机关从境外引进了一批新款车辆，我有幸对这些车的性能进行了实地测试。就在现场，大队长、中队长等人正向我讲解这些新车与众不同的亮点时，一名值班员匆匆走来向中队长报告：“张主任来电，急需用车。”我随口一问：“哪位张主任？”答曰：“张国焘主任。”我随即吩咐：“那就派一辆三轮车给他，就说他今天的小汽车都在外地执行任务了！”周围的汽车大队领导听后都忍不住笑了，显然他们知道我这是在拿张国焘开涮，于是照我的意思去做了安排。

在试驾多款新车轮之后，我走出了最后一辆新车的驾驶室，恰巧看到张国焘被大雨浇得全身湿透，他乘坐的三轮车斗正驶入汽车维修区。重庆的气候无常，一会儿暴雨如注，一会儿又阳光灿烂。他下车后，气愤地直奔中队长办公室，指着中队长大声抱怨，连续追问：“为何不派来众多小车，却只给了我一辆破旧的车辆？”

我急忙踏入现场，眼见中队长竭力道歉、详加解释。对方依旧怒气冲冲，我则侧头轻蔑地一笑，带着一丝诡异的语调说道：“何必将责任归咎于他？分明是我下令派遣他去的！”

“作为车辆管理的负责人，你为何给我安排了如此破旧的车辆？我公务繁忙，而你却如此疏忽，这难道是合理的吗？”

“张主席！请摒弃你的言辞，这里不是延安！希望你能够收敛一下！”

闻言，他即刻羞愧难掩，脸色瞬间涨得如同红霞，眼眶亦不禁泛起了晶莹的泪光。

我心头的怒火尚未平息，正欲开口嘲讽几句，却见汽车大队的几位负责人连哄带劝，将他强行带离，让他登上了新车，驶离了现场。他未曾再有任何言语，或许已经明白，继续与我争执并无益处，只会让双方都陷入更加尴尬的境地。尽管他素来固执己见，但此刻或许也意识到了，在自己不是主人之地，不得不暂时放下傲气。

自然，事件一经发生，便有人迫不及待地向戴笠呈上了所谓的“匿名举报”。

次日拂晓，戴笠便将我召至面前，见面后便对我劈头盖脸地斥责道：“你这人真是毫无政治眼光。”我刻意装作对所犯错误浑然不觉，任由他连珠炮般地指责许久。至于我究竟是如何说出对张国焘不屑一顾的言辞，我已记不太清晰，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张国焘在事业上并未取得让人瞩目的“成就”。

戴笠以教训的口吻对我说，张在军统任职期间，并未如他先前所吹嘘、所承诺的那样完成某些任务。这并非全然是他不尽力所致，毕竟他在离任之后，共产党方面对他过往相识之人进行了教育及防范，导致他的影响力大打折扣。然而，有一点必须留意，他在世界共产主义组织第三国际中仍拥有相当的地位与影响力，这一点尚可加以利用。尤其是要确保外界不知我们对他有所不测，否则，这可能会让那些想要投奔我们的人心生畏惧。无论如何，我们必须维持表面的这一套……

“这算不了什么，真的不算什么！”并且声称这类小事早已被他抛诸脑后。

怎能轻易忘却？我深信那些话语，对他来说将永远铭刻心底，因为它们精准地触及了他那扭曲灵魂的脆弱之处。

沈醉

戴笠曾在他面前直言不讳，指责我年幼无知，对世事一无所知，性格固执，即便日复一日地责备，我的改变仍旧微乎其微。他对我自十几岁便追随他，未曾接受过正规教育，导致政治素养有所欠缺的状况表示关切，并恳切地请求他的谅解。

即便张国焘不得不如愿以偿地对我赞誉数言，戴笠却在我面前屡次郑重提醒：“张先生未来所需，你务必严格遵从，切勿擅自决断。”

我虽表面上答应得干脆利落，但心底深知这不过是临时的权宜之策，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维系表象上的和睦。这是基于对张尚存所存留的一丝可以利用的价值的考量，同时，我也必须注意，不宜因这一举措而影响到那些意图投身国民党的志士。

诚然，若张国焘尚存一丁点可利用之处，戴笠断不会轻易放手。更准确地说，在如何驾驭这位重大叛徒的问题上，戴笠可谓是处心积虑。为了将张国焘塑造成军统的高级情报骨干，戴笠特地举荐他出任由各党派、民主人士和社会各界杰出人士共同参选的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他寄望张国焘能够借助这一平台搜集情报，尤其是要深入挖掘国民党之外参政员对国民党政府的看法和不满，以便在会议召开前做好相应的应对策略。

传言，这一步棋再度以败局收场。共产党派中诸如周恩来等要员，他素来不敢轻易接触，而这些人士对他的到来也总是置之不理。至于民主党派的几位领袖，更是不屑与之交往。唯有国民党方面的几位参政员，尚会与他略作寒暄，而他本人亦深感在那样的场合下，自己显得格外孤立无援。

每当国民参政会召开之时，军统局党政情报处、外勤单位及渝特区便陷入了紧张而繁忙的状态。戴笠多次叮嘱我必须周密配合。我负责在夫子池附近为临时工作组筹备了数间办公与住宿的场所。除了电话局已安装的一部电话外，军统局电话队还需增设一部直通总机，以便戴笠和毛人凤能够随时与工作组保持联系，既可掌握会议进展，亦能迅速传达指令。军统党政情报处的处长、副处长以及党政科长等人，常常亲自带领负责情报编审和分析研究的特务参与其中，直至大会闭幕才得以回家。因此，为他们提供周到的食宿安排，并配备几辆专用小车，显得尤为重要。我全程参与了布置工作，并多次检查，确保所有安排都恰到好处。当时，军统在经费投入上毫不吝惜，目的就是要确保万无一失。

某日巡视日常工作时，正巧遇见副处长与处长正在整理汇总大会的各项情报。他们对我的到访毫无保留，信息公开透明。我随手翻阅着桌上的资料，不禁询问他们是否掌握有关张国焘的任何关键信息。然而，当我提及张国焘的名字时，他们却以不满的口吻简洁地回应：“无。”

在抗战取得胜利的时刻，军统高层领袖戴笠不幸遭遇飞机事故，不幸离世。郑介民随即接替军统局局长一职，随即开始推行改革与精简工作。众多资深特务，或因接收物资暴富，或已找到其他出路，纷纷抓住机会递交离职申请，相继离开了这个缺乏国家法律约束、仅靠“家法”维系的犯罪团伙。

郑介民

张国焘因早年未受军统重视，自感继续留任无益，不知凭借何种关系，竟意外获得了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的职位。在我与几位大特务为他即将履新举行饯行之际，酒足饭饱之余，他不忘趁机讨好国民党，并对共产党进行诬蔑。他声称自己接受分署长一职，实因昔日任职于共产党期间，对江西乡亲有所亏欠，给江西人民带来了诸多损失，现欲借助美国救济物资，略尽绵薄之力，以表达歉意，并求得同乡的理解与宽容。此言一出，真令人瞠目结舌，不知世上有何羞耻之事竟至如此！实在难以置信，他竟能说出如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言语！

抗日战争爆发之际，国民党政府紧急调集了大量珍贵古文物，将其从各地转移至四川，以确保其得到妥善保存。在这场紧张而危险的抢运行动中，所有手段和策略的运用，都围绕着一个单一目标——防止这些文物落入日军手中。随着战争胜利的曙光初现，将文物从四川安全运送出去的任务变得尤为艰巨。水路运输面临着极高的风险，川江之上波涛汹涌，险滩遍布，一旦发生意外，文物一旦落入江中，便难以找回，即使有幸找回，字画、书籍等物品也可能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害。同样，空中运输同样存在诸多隐患。因此，大多数人认为，选择陆路运输是最为稳妥的方式，即便途中汽车出现故障或翻车，文物也不会遭受损失。

正值军统接手中美合作所之时，我方掌握了2000辆十轮巨型的卡车，并配备了专业的修理车辆、吊车等先进设备。鉴于我军统大量关键档案需经陆路运送至南京，因此从中调拨了1000辆卡车，专门负责古董和档案的运输工作。毛人凤先生委派我全权负责这一重任。

穿越南昌，我带领着这支雄壮的车队，完成了与江西地区几位军统领导的会晤。起初，我并未打算拜访张国焘，但不知是何人将此消息泄露于他，他随即邀请我前往他的分署进行一谈，声称有要事需要与我商讨。迫于无奈，我只好依约前往。

“你的车队通行关卡，不仅不会遭遇检查，恐怕连迎送都来不及。若是你携带数车四川的‘土产’（即鸦片烟等毒品），不仅你此生享用无疆，你的子孙也能世代受益！”

听他这巧妙的双关，我轻描淡写地回道：“说穿了，四川的土特产大家吃得都有些厌烦了，谁还会特别偏爱那些榨芽、曲酒？现在风气都偏向‘洋货’，也就是那些美国援助的物资，所以我没带，正想跟你一起尝尝新鲜，换个口味。”

听闻此语，他不禁笑得开怀，连连质疑道：“谁会真信你这么清廉无私？”

我直言相告，尽管我承认过去担任公职时犯有过错，我的非法所得主要源于利用负责总务工作的便利，与商人进行巨额交易。但请放心，我从未亲自参与交易，更没有亲自携带所谓的“四川特产”非法获利。毕竟，军统局的车队虽不易被查，但毒品警犬却不会偏袒。它们对任何可能藏毒的车辆都会警觉地狂吠。即便检查人员不深入搜查，我的声誉又怎能保全？所以，每次经过关卡，我都会让警犬自由嗅探，以此证明车内绝对无毒。

他听罢，立刻竖起大拇指，对我赞叹不已：“高明至极，高明至极！”

笑语轻扬，他缓缓将座椅移至我旁侧，悄声诉说他的心愿——渴望与我相会。自他执掌分署长一职，虽然他所管理的救济物资数量颇为丰硕，却大多是由军用品的余料以及美国所赠的旧衣、旧鞋、旧帽等构成。然而，面对军统江西省站的众多特务，以及在该省任职的军统分子，如南昌市长、省训团教育长、警察局长、检查所长等，他们常常以关照家乡各县为名，不断要求增加物资的分配。这一状况让他颇为为难，因为一旦某个县的物资分配稍显过多，便会引起其他县的抱怨，进而引发争执，指责他分配不均，甚至涉嫌舞弊。

听了他这一连串的抱怨，我忍不住仰头大笑，半真半假地回答：“别太担心，放宽心。你只需多分给他们一些，等他们回到家乡，自然会把你额外给予的部分收入自己口袋。这样一来，他们的收益甚至可能超过其他地方，而你只是做个顺水人情，既不触犯他人，又达成了目的，这难道还有什么难解的吗？”

他对我的话语并不认同。考虑到还有其他人在场需要核对账目，他最终承诺，将在次日设宴款待我，并特地邀请了那些面容阴郁之人士。他期望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能够对他们进行告诫，提醒他们多行善举，以免增添不必要的麻烦。

得知他将在次日设宴相邀，我立刻告知他：“翌日拂晓我便需踏上行程。毕竟，那座横亘赣江之上的木制桥梁历经风雨侵蚀，安全隐患颇多。若众多车辆无法顺畅过江，我实在难以肩负起这重任。因此，我必须抓紧时间，争取在夜幕降临前完成所有车辆的渡江工作。然而，考虑到车辆众多，市区亦难以容纳，我不得不在次日凌晨完成渡江，随后立即启程，即刻离开。”

在我话音落下，他不仅叮嘱我，一旦遇见那些特务，务必告知他们不得再向他索取任何物品，更是吩咐他人将办公室后方的两大箱罐头及其他物资搬运出来，慷慨赠予我。我连番挥手，示意车内已装满了“四川土产”，再无空间容纳这些“洋货”。

他诚挚地邀请我挑选几样孩子们钟爱的美食带回家，以此传递他的善意。我环顾四周，只见货架上是满满当当的五磅装黄油、奶粉等大型罐头。我微笑着回答：“看来这里并没有我孩子特别偏爱的食物，这些在我家里已是堆积如山，无人问津。”

心怀遗憾，他向我及孩子询问各自所钟爱的物品。我坦言，我独爱“S·W”品牌的咖啡，并对火鸡与芦笋罐头情有独钟。至于孩子，他更偏爱芒果、草莓以及金钱鲍鱼等美食。听闻此言，他也认同救援物资中并未包含这些美味佳肴。纵然我唯有心领他的好意，但这份情谊我始终铭记于心。

自与张国焘相识，我对他始终抱有一种自视甚高、傲慢无礼的印象，他在生活上也极度奢侈。尤其是在吸纳他人意见的方面，他表现出极为固执的态度，自负至极。当然，这些观察并非仅基于我的亲身经历，更多的是从被他邀请至家中负责照料生活的员工那里所听到的；这些员工均是我亲自挑选，并由军统总务处安排派往他处的。他们的职责不仅限于照顾他的日常生活起居，还承担着对他思想和行为的“引导”职责。

或许他已有所察觉，于是为了昭示他对国民党的忠诚与真挚，避免留下任何猜疑的余地，他在接待宾客时，总是有意将会客室的门敞开，甚至在交谈中特意提高音量，以避免产生误解。这份略显苦涩的心境或许源于一种无奈，而他乡漂泊的体验让他变得异常谨慎与小心。每当我偶尔目睹他的这些举动，心中不禁涌起一股羞愧之情。

在我家驻扎的人员中，除了需向总务处主管汇报工作之外，他们还拥有在发现重要情况时，直接向戴笠或毛人凤提交“小报告”的权限。他们通常以领取物资、薪俸等为由，与总务处庶务科长或勤杂士兵管训股长接触，口头报告张的日常生活情况。一旦他们认为某些信息至关重要，便会向我进行汇报。而我，只是静心倾听，未曾听闻他在私下有过任何抱怨或发表过异常言论，更未曾听闻他诽谤戴笠或蒋介石等重大人物。他通常只是在家中向家人发泄些脾气，或是因菜肴不合口味而责备厨师等。

那日，我目击了他与某人在电话里激烈争论。于是，我立即下达命令，要求必须彻底调查，弄清争执的对方及其缘由。至于最终的详细情形，我已难以详述。总而言之，那并不是什么重大事件，给我的印象并不鲜明，因此我并未向戴笠或毛人凤上报此事。

戴笠对此并未深究，只是简略地询问了我派遣至张家的人员是否值得信赖。我自信地回应，这些人员均系我亲自选拔并经过严格审查，我对他们的信任度极高，相信他们绝不会有任何闪失。自此，他便不再继续追问。

某日，我在毛人凤的办公室里与几位处长闲聊。话题聊到了张国焘的日常生活，我提到他有着浓厚的享乐主义倾向，与其他人并无二致。毛人凤听后轻笑，回应道：“若非他看似与普通人无别，他又怎能成为我们的一员呢？”

1949年春天伊始，我与张国焘的最后一次见面便在这一幕中上演。当日的聚会上，毛人凤在上海蒲石路的宅邸设宴，张氏亦邀请了我一同参加。在那次聚会中，两位长者畅谈甚欢，我仅以诚挚的问候表达心意，并未与张氏进行深入的交谈。

用餐过后，毛人凤似乎重拾了先前交谈的话题：他由衷地希望毛先生能够留在大陆，而不是选择离去。他进一步重申，这不仅是他个人的见解，更是“老头子”亲自作出的决策。

他闻言立刻答道：“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我已决意放下一切，心无旁骛地选择隐居在台湾那风景如画的山水之间，过上平凡百姓的宁静生活。我将执笔耕耘于文字的沃土，将所有纷扰琐事，尽数从心头驱散。”

毛人凤却一再劝他留下来好，并说经过多方研究、分析，共产党来了决不会杀害他，而留下便能在共产党内有一位共事多年的老朋友，这比去台湾的作用要大得多。

他聆听既毕，低头陷入了深邃的沉思。我和毛人凤均屏息静气，默默等待着，期待着他的回答。

数分钟后，他方缓缓抬起头颅。显而易见，他那时的心境是沉重的，或许还夹杂着痛苦。众所周知，这虽非命令，却也是难以推脱的烦琐事宜。他几乎是在竭力压抑内心的波动，声音低沉而沉痛地说道：

“各位的担忧并非无稽之谈，他们既然已经抵达，自是不会对我采取极端手段。但遭受批判的场面恐怕在所难免。我已步入暮年，承受几位老友的指正，我尚能泰然处之。若遇到年轻气盛之人，我恐怕难以承受其激烈举动。毕竟，人皆有自尊，而这批人却似乎更乐于触及他人的敏感之处。”

提及往昔在党内的那段批斗经历，他眼神略过我，不禁感慨地说：“对我而言，批斗早已司空见惯，然而，若是昔日的老友们不仅不予以责备，反而冷言冷语相向，那滋味竟比遭受刀刺更为刻骨铭心。”

我未曾料想，往日我所讽刺的言辞，他竟仍记忆犹新，正印证了那句俗语：“利刃割体，伤痕虽深；言语伤人，恨意难平。”回首往昔，我确实多次犯下言语失当的错误。

那一次，他与毛人凤的交谈最终以不悦收场。毛人凤已明确表态，若他无意久留，那么台湾显然并不欢迎他的造访。

我和毛人凤送他出门登车后，毛人凤回来刚坐下点燃一支香烟，我就迫不及待地问他：“为什么要让他落入共产党之手？”毛人凤反问我一句：“过去他就没有做出过什么，让他去台湾还能做出什么呢？”

据悉，在上海解放前夕，他远赴台湾，却遭遇了与当年从延安逃至武汉时截然不同的待遇。那时，他如同无家可归的流浪犬，鲜有人问津，因此并未逗留，便转赴香港。据推测，在他担任江西省救济分署长期间，所获得的利益微乎其微。鉴于香港生活成本之高，且他并无其他特殊技能，唯有依赖手中的笔杆来维持生计。

他引以为傲且从中获益良多的，正是他那部篇幅浩瀚、共计三大册的《我的回忆》。然而，在这数十万言的巨著之中，却遗漏了我先前所述的诸多内容。我相信，这并非遗忘，而是出于一种羞愧之情，因为那些内容与他自诩的种种事迹颇不相符。鉴于我曾与他共事过一段时日，我特此为他补述那些内容，这也算是对先前对他的讽刺的一种补偿。

张国焘、杨子烈夫妇

在完成个人回忆录的编纂之后，1968年，他携同妻子杨子烈一起搬迁至加拿大多伦多定居。直至我国弟弟从加拿大返回北京之际，我们才得知这一消息。

此后，张国焘在加拿大不幸遭遇了半身瘫痪的厄运。因经济困顿，他被安置于一家官办免费老人病院，在那里度过了两三年的岁月。然而，不幸的是，某日他从病床上意外跌落，护士发现时已为时已晚，未能及时进行救治。这位曾遭毛主席斥责为“大不老实的人”的张国焘，便在无声无息中离开了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