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历史背后的结构，如今成了某种思想观念里必学的内容。——东论西驳2025.02.09

【引言：当历史成为意识形态的战场】

一场商鞅和马基雅维利的讨论，不经意间揭开了“历史讲述”背后的暗潮。有人把战国时候的制度变革简单说成是“君王想独占大权的小九九”，还把儒家和法家的结合说成是“统治者装模作样的道德秀”。这背后，不仅仅是大家对历史的看法出现了偏差，其实更是一场关于文明说话权利的暗暗较量。

那些打着“进步”旗号抛弃传统，拿着“自由”当刀砍断历史的人，正用思想观念的偏见改变文明的本来面目——拆解中国历史，慢慢变成了某种思想观念的必学内容。

换个说法聊聊那篇引起大家讨论的文章链接：商鞅比马基雅维利早出生了两千年，这能说明咱们中国就更“不厚道”吗？

今天，我要和这位“历史小达人”好好聊聊。各位听众，我是东论西驳，来和你一起探讨历史的那些事儿！

【一、权力重构≠权力消亡：被误读的“渭水立木”】

说“商鞅变法只是为了加强君王权力”的观点，其实就是拿现在的民主标准去衡量战国时候的事情。

要是我们把“皇帝”这个头衔安在战国时期的秦国国王头上，那就好像是在时间旅行上搞错了——在公元前356年的中国，秦始皇还没统一文字、车辆规格，建立起帝制呢，那时候只有好多诸侯国各自为政的封建局面。

商鞅在渭河边处罚了公子虔，给公孙贾刺了面，他这一举动，砍掉的可不是什么想象中的“皇帝权力枷锁”，而是长久以来“贵族不受刑罚”的老规矩。

新法令在老百姓中实行了一整年，到国都说新法不方便的人数以千计。这时太子也触犯了法律。卫鞅说：“法令不能施行，是因为上层人触犯它。”打算处罚太子。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人，不能对他施刑，于是就处罚了监督他行为的老师公子虔，给他脸上刺了字，处罚另一个老师公孙贾。第二天，秦国的老百姓都遵照法令行事了。

——《史记》里讲的商鞅的故事。

看看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你会发现，比起简单的标签，历史的真实面貌其实更加生动有趣。

有人偷了二十个直钱，按规定该判他做奴隶。——《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问答》

小官从佐、史级别往上的，带着随从和马匹，还有看管文书的私卒，让他们去市场上赚钱，这些人都会得到升迁。——《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换种说法

这些点点滴滴加在一起，表明了普通百姓第一次在法律上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尽管这还远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公民权利，但在铁器时代的社会里，这已经是个了不起的制度变革了。它在司法上的公平性，比同时期的罗马《十二铜表法》要好得多。

说商鞅没按现代民主方式搞“三权分立”就是不对，这就像笑话青铜器没不锈钢结实一样，既没见识又可笑。想想雅典的“民主”，也就十分之一的成年男公民能参与，罗马共和国的强盛还是建立在百万奴隶的痛苦之上。再看看秦国变法者，他们敢于“法不阿贵”，这在人类政治史上留下了独特的东方风采。（当然，以上都是基于我们认为西方古代历史靠谱的前提；其实，西方古代历史的真假还得靠更多考古发现来证明。）

【二、儒法关系的动态密码：被曲解的&34;】

要是说我们对商鞅变法的理解有误，是因为没考虑到古代和现代的不同，那对儒家和法家关系的错误看法，就显示出我们在认知上有更大的偏差。

有些人把“儒表法里”说成是统治者玩的把戏，却故意忽略了这点：中华文明的政治智慧，从来都不是只能选一边的简单问题。

董仲舒在汉朝的朝廷里提出了“春秋决狱”这个方法，他不仅开启了法律与儒家思想结合的新篇章，还让制度和伦理有了更紧密的交融。好比说，如果父亲偷了羊，儿子告发按秦朝的法律是要奖励的，但按照《春秋》里“父子之间应互相隐瞒过错”的伦理观念，就会改判儿子不孝。这种听起来有点冲突的司法做法，其实就是让人情味融入到原本冷冰冰的法律条款中。

《唐律疏议》一开始就讲得很清楚：“道德和礼仪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刑罚只是用来辅助的。”这种用“礼仪和法律一起治理”的方法，跟欧洲中世纪时教会法高过世俗法的情况大不一样，显示出中华文明在制度管理上的独特本事。

那些说“儒法同源是假装”的话，就像拿手术刀去切水墨画——只看到了手法，却不懂它的意境。想想贾谊在《治安策》里讲的“礼要在坏事前防范，法在坏事后惩罚”，还有王安石说的“学问就是为了处理国家大事”的改革口号，中国的文人官员们一直都在找道德理想和治理国家之间的平衡点。他们觉得，把道德教育和制度规矩结合起来，就是解决大国治理难题的“儒法结合、一起使用”的好办法。

要是现在还有人把“礼法共治”的传统，片面地理解为“统治者装腔作势的手段”，那就是没明白中国历史上众多智者费尽心思，为了解决广阔土地上众多百姓管理问题而提出的东方智慧。

【三、话语陷阱与文明焦虑：警惕思想的自我殖民】

在现在这股热衷剖析历史的风潮里，有种不好的想法像病毒一样扩散开来：有的人采用“西方为主”的说法，为了符合别人的标准，就否定自己的传统。这种做法就像是自己在思想上被殖民了，在历史讨论里显得特别不对劲。

当他们把谈论商鞅变法说成是“给当权者涂脂抹粉”，其实就是想引导中国的历史学术研究走上西方设定的“老路”。照他们的说法，孟德斯鸠探讨罗马法就像在为奴隶制度辩护，韦伯分析新教伦理就如同在为殖民主义开脱——这也就是他为何滔滔不绝地批判我们的历史，却只字不提西方历史的原因。

这位“历史小达人”清楚新中国都成立75年了。所以他们心里也明白，以前那种靠着西方说的“文明高人一等”就想给中国人洗脑的日子已经结束了。现在啊，他们就只能给我们扣些像“崇洋媚外”这样的帽子，想让我们不敢讲自己的历史，好让他们随便歪曲事实，不是吗？

——这也太天真了吧！就像三岁小孩吵架那样，满满的都是没本事还瞎发火的“犟劲儿”！要想让人信服，得拿出中西文明在同一水平线上的对比实例来。可问题是，我这儿有证据敢摆出来，他们敢不敢呢？送他们一句话：思想一旦被殖民的链子拴住，就只能在链子围起的小圈里打转啦。

在西方，他们用两套标准来看待文明。他们把马基雅维利捧为“现代政治学的老祖宗”，却把商鞅说成是“帮凶专制”的坏人，让他背负骂名。欧洲王室通过政治联姻，被说得像是“聪明又实际”的做法，而汉唐时期的和亲政策，却被讲成是“丢人的外交手段”。这种说话上的不公平，其实就是新殖民主义在文化上搞的小动作。

【历史的航迹：五千年文明的来时路】

回头看看人类文明的发展轨迹：

商鞅虽然在彤地被五马分尸，但他搞起来的县制、户籍制度和军功封爵，还在继续影响着以后的人们。马基雅维利在佛罗伦萨城外憋屈地死了，但他的《君主论》却成了殖民者手里的宝典……现在，“口罩”疫情成了考验全球怎么管的一块磨刀石，选“生命至上”还是搞“群体免疫”，就成了两种文明本质的最后较量。

这些历史片段展现出的真相让人惊醒：中华文明之所以坚韧不拔，是因为它一直能把权力束缚在道德的框架里，用伦理来驯化暴力的蛮横。

从《尚书》里说的“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到我们现在的“人民最重要”，再从“水可以推翻船”的道理讲到“不断自我革新”，这种文化根底让中国的治理方式一直很文明。当西方拿“普遍适用的价值”来掩盖他们的霸权时，我们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想法，正在重新建立全球治理的道德基石。

那些大喊“商鞅变法加强了独裁”的吵闹声，说白了就是民主极端思想筑起的一道思想高墙。

他们不敢面对这样一个事实：英国的《大宪章》不过是贵族和王权私下分好处的协议，而商鞅说的“法律不偏袒贵族”则是直接挑战世袭的特权。法国大革命时喊着“自由平等”，可吉伦特派对农民的剥削比秦朝的法律还狠十倍。有些国家嘴上说着“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实际上却侵犯别国主权，而中国呢，正通过“一带一路”让古代那种“路上使者来来往往，路上商人络绎不绝”的文明繁荣景象重现。

【亨廷顿之问：历史长河中的文明自觉】

历史不会因为被拆解就变得不存在了。

渭河边立木取信的故事，讲的就是“制度对谁都一样公平”的老理儿；董仲舒用春秋判案，突显的是“法律得讲良心”的文明准则。如今咱们再瞧瞧这些老传统，就是想解答亨廷顿提出的那个大问题：

——到底是哪种文化，能在权力和道德的边缘上稳稳行走五千年不断绝呢？

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在敦煌文书里那些粟特商人过关的文件中，也在泉州挖出来的宋代大船里，更深深藏在每个中国人一直追求的“大道公正，天下共享”的理念里。至于那些拿着意识形态当武器的人，他们最终会被历史遗忘，因为文明的河流，总是会流向尊重历史真相的地方。

最后，再来回应一下这位喜欢说“历史课代表”式狠话的网友，就像当年吴晗遭遇的那样：1979年，中共北京市委给“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冤案翻了案，给吴晗恢复了党籍和名誉。就在那一年的9月14日，北京市委还为吴晗举办了一场追悼会。

——说到这位“历史小达人”的最后咋样……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