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的阴影笼罩之下，北戴河显得荒凉而寂静。然而，林彪却依然偏爱在这酷热的夏日选择此处作为他的栖息之所。1971年的夏天，他和妻子叶群便住在距离北戴河西海滩仅有两公里远的联峰山松林深处，一栋两层小楼之内，这座楼正是中直疗养院的62号楼——其前身曾是96号楼。尽管众人习惯性地称之为“96号楼”，但这栋楼依旧被广泛沿用这一称呼。

一是坐落于毛家湾的私人宅邸，二是北京人民大会堂。毛家湾四周被高大的围墙所环绕，北端并未直接面向街道。在该处设有解放军出版社，也即是所谓的平安里三号。曾经，交通部门拟议增设115路电车，并将终点站设置在毛家湾与平安里三号之间，但鉴于对电车运行可能产生的噪音干扰林彪的担忧，此计划并未得到毛家湾方面的批准。

酷暑炎炎的夏日，每逢北京有重大事件，他便会选择搬入人民大会堂居住，这一住便是长达两三个月。在大会堂之中，林彪尤其钟爱浙江厅的住所。他对阳光、微风、流水以及嘈杂的声音都感到畏惧，对气温的急剧变化也难以适应。同时，他对人群的密集、身体的疲惫、喧嚣的环境，以及许多常人视为习以为常的事物都抱有深深的恐惧。他追求宁静，有人认为是性格上的转变，也有人认为这是战争留下的心理和神经创伤，这些创伤已深刻地烙印在他的心理与神经之上。

自然，若是在炎炎夏日，林彪若在北京无所事事，他便会常选择前往大连或北戴河小住。而到了春意盎然的时节，他更是钟爱苏州的居所。那江南的春色尤为迷人，常常让他流连忘返，以至于整个春天都愿意在那儿度过。

林彪的生活习性，即便在成为“副统帅”之后，依旧显得格外异样。他的日常时光几乎全数沉浸在沉思之中，宛如置身于一个静谧、昏暗、色彩匮乏的空间，数小时如老僧般静坐，默默沉思。与他交往的人普遍留下沉思且寡言的印象，然而在那个特殊时期，人们并未将此与阴谋诡计的想法相联系。

据林彪的秘书张云生所记录的回忆录所述，林彪不时于室内徘徊，低声喃喃自语，同时细心咀嚼着炒制的黄豆。他有时会连续不断地划动火柴，直至整盒火柴燃尽，方才在脸上泛起一抹淡淡的微笑……

依照林彪一贯的作息习惯，他每日需静心静坐约五至六小时，其中上午的静坐时间约为三小时，下午则不少于两小时，最多可达三小时。只有在风和日丽的黄昏时刻，他才会踏出院落进行短暂散步。而在阳光过于炽烈的时段，无论何种情形，他都会选择避免外出，甚至休息。

所有待其审阅的电报与文件，须延后三小时方可对外发布。

熟知林彪日常习惯的人普遍认为，他最难以忍受的，莫过于他人对其思维的突然打断。此类干扰常常触发他情绪上的连锁反应，而这种情绪，即便是叶群也难以准确描绘其真实面貌。

此类情绪虽不常露头，但一旦发作，便会呈现出两种异常的征兆：其一是心跳如鼓，汗如雨下；其二则是大小便失禁。在此状况下，林彪将陷入一种无助的境地，任何活动，无论是翻阅书籍、聆听汇报，抑或进食，都将变得异常艰难。面对这一挑战，林彪唯有严格遵循卧床静养的医嘱，且通常需休养四至五日方能恢复如初。

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林彪致力于巩固其派系势力，同时采取了一种“毛主席说我就说，毛主席画圈我就画圈”的“紧跟”策略。他本人则刻意避免在公众场合过于突出地参与其中。

在接待外国尊贵宾客之际，他往往抱持着不甚热忱的态度，唯有当毛泽东亲自发出邀请，他才不得不勉力应允。在日常生活中，林彪夜以继日地钻研问题，于幽暗的室内拟定各式各样的军事与政治方略。

他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通常是静心聆听秘书对文件的解读，并委托秘书代为勾选表示同意。在表达认可时，他会不自觉地挥动双臂，在空中划出一个完美的圆圈，秘书随即在文件上用相同的标记予以确认。若有需要发表意见，便由秘书记录下来。面对不同意见，他则简洁明了地回应“不予答复”，或是以低沉的姿态示意。

在“批林”运动期间，披露的文件材料揭示了林彪所谓“圈阅”的文件，实则不过是秘书在其上随意勾勒的符号，这一事实已无需争议。

长久以来，林彪出行多依赖“转车”这一方式，他喜欢驾车驶向郊外，在颠簸中寻找一份畅快的体验。然而，自1970年秋季开始，即便是这些为数不多的外出活动，也逐渐变得罕见。

庐山会议的失误，使得林彪陷入了深深的懊恼与焦虑之中。他向来话语不多，此刻更是缄口不言，除了偶尔听秘书解读中央文件，对其他文献鲜少触碰。会客的频率也大大降低，他常独自在房中踱步，一圈又一圈，步履不曾停歇。

此刻，毛泽东对林彪及其麾下的大将，采取了保护与批判并行不悖的策略。尽管在组织层面给予林彪庇护，他却暗中加强了对于黄、吴、李、邱“四大金刚”以及叶群的批评。鉴于庐山会议主要矛头指向的是陈伯达，林彪及其同党在党内和军内高级干部中的问题尚未被充分揭露，也未引起足够的警觉，毛泽东便开始实施一系列“降温”措施。他通过多渠道发出“提醒注意”的信号，为被誉为“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浇上了一盆冷水。

他频繁接待来自各大军区、各省、市、自治区的高级将领、政要以及群众团体领袖，与他们一一进行亲切的交流。在周恩来的有力协助下，毛泽东逐步实施了一种策略，即从舆论宣传开始，逐步削弱实际权力，直至最终消解。对于对黄、吴、叶、李、邱等人的批评，林彪心中有着深刻的认识，而部分领导干部亦能隐约感知到其中的暗示。

1971年1月，北京军区在当时被认为深受陈伯达影响，且受林彪操控之下，进行了改组。对于这一事件的定性，后来出现了不同的观点。到了同年4月，毛泽东亲自派遣代表介入原本由黄、吴、李、邱等人掌控的军委办事组，实施了“掺沙子”的策略，从而打破了林彪集团的一统局面。至4月中旬，批陈（伯达）整风汇报会如期召开，林彪麾下“四大金刚”及叶群的检讨书，以及毛泽东的批语，均在会上得以散发。

五月下旬，各级领导干部开始分层次传达《毛主席会见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的内容，该谈话发生在1970年12月。谈话中特别强调，“四个伟大”（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这一说法令人反感和不适，而恰恰是林彪所特别推崇的表述。至7月1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红旗》杂志同时发表文章，对全党发出警醒，提醒大家警惕那些“潜伏在我们周围，犹如赫鲁晓夫一样的危险人物”。

此前几年，已经把刘少奇定为“中国的赫鲁晓夫”(历史证明这是一大冤案)，这时又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矛头所指自然不是一般人物！从1970年9月到1971年4月，林彪对他在庐山会议上带头搞起来的这场风波，没有作过任何检讨，甚至友善的姿态也没有，而是一股怨毒之气充溢在他胸中。

有人观点认为，林彪不论是对是错，始终固执己见，未曾公开发表过认错的态度，最多只是选择了沉默。此次，他再度展现出顽抗到底的态势，与毛泽东展开了直面冲突。然而，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林彪展现出的更多的是迎合的姿态，他内心深藏的霸气鲜少显露于外，此次行动不过是借助阴谋诡计来发泄内心的不满而已。

九届二中全会过后，林彪曾尝试觐见毛主席，但毛主席却迟迟未予理会，并直言林彪性格刚烈，不易妥协，此言非同虚言。不论李文普的分析是否精准，从当时的局势来看，林彪之所以未进行自我批评，乃是因为他自认为此举毫无意义；真正的意图不便明言，而检讨恐怕只会加深他的罪孽。正如他的儿子林立果所言，当时的林彪心态已是“与其束手待毙，不如破釜沉舟”。

自1971年始，毛泽东与其所谓“亲密战友”间的裂痕日益加深，这种看似和谐实则疏离的现象迅速引起了敏锐的新闻摄影记者们的关注，他们对此深感震惊。杜修贤，一位经验丰富的新华社摄影记者，回忆道，在庐山会议之后，他注意到了两大异常情况：

在那年的“五一”佳节，一段往事在天安门观礼台上悄然上演。当夜，天安门广场华灯初上，欢声笑语此起彼伏，构成了一幅热闹非凡的景象。城楼之上，圆桌排列有序，而位于正中央的那张桌子，则是特意为毛泽东与林彪预备的。

当夜色渐渐笼罩，灯火渐次亮起，毛泽东精神矍铄地登上天安门城楼，悠然地落座于中央圆桌的东侧。西哈努克亲王和董必武也相继入座，然而，面对毛泽东的座位，一直空无一人，那是林彪的位置。按照当时的宣传规定，自九大以来，每当报纸刊载毛泽东会见外宾的图像，林彪的形象必定入镜，以彰显他“接班人”的特殊地位。

往昔，每当林彪与毛泽东共同出席宴会，他总会在电梯口提前五分钟恭候，竭力彰显出对导师的崇敬与谦逊。然而，这一次，他却一反常态，迟迟未至。毛泽东在与西哈努克交谈的过程中，不时地望向那空缺的座位。

周恩来心中焦虑难耐，频频瞥向手表，同时派遣秘书去打探林彪的动向。终于，林彪不紧不慢地步上城楼。即便已是五月，他依旧身披一件军呢大衣，周身散发着浓厚的烟草气息，面露疲惫，精神显得萎靡不振。

他孤寂地落座，未曾吐露半个字，与身边的毛泽东既无握手之仪，亦无交谈之意，更未曾瞥上一眼，只是低垂着头颅。杜修贤感到事态棘手，他的任务是捕捉毛泽东与林彪亲密对话的画面，然而此刻，两人相隔桌案，沉默无言，拍摄任务显然无法完成。

在漫长的新闻职业生涯中，杜修贤养成了一个小小的习惯：一到现场，便会首先按下快门，捕捉一张全面的环境照片。而这回，他随性地按下了相机，记录下眼前的全景，随后便收起相机，耐心等待着合适的时机。然而，当他稍后回到圆桌前，他不禁惊愕地瞪大了眼睛：林彪的座位上空空如也，人已消失得无影无踪。

周恩来敏锐地捕捉到了不祥的预感，目光不禁屡次转向那片空荡的座椅，喉头无意识地上下抽动，似乎有千言万语想要倾诉，却又在唇边戛然而止。他轻轻一挥手，召唤警卫员至身旁，低声下达了几项指令，警卫员随即迅速跑向城楼的大厅。

他身体抱恙，不得不提前返回家中。幸运的是，就在林彪刚刚落座不久，杜修贤便敏捷地捕捉到了一张极具价值的照片。倘若不然，当日的报纸恐怕会缺少这位“副统帅”的形象，这在当时无疑是新闻界的一件重大政治事件。

此事过了一个月后，杜修贤又亲眼目睹了另一件怪事，此事是在中国领导人接见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赛斯库时发生的。他回忆说：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相继踏入118号客房，不一会儿，罗马尼亚的尊贵宾客也陆续到来。我赶紧捕捉他们热情握手的那一幕，待宾主落座，我又迅速转场，记录下会议的点点滴滴。观察到会谈的气氛已逐渐步入正轨，我便悄无声息地退至门外的大厅，静候会议的结束，以便再次进入进行拍摄。在大厅中随意漫步，我找到了人手，将新拍摄的胶卷送往社里冲洗。当我重返大厅，眼前的景象让我惊讶不已：林彪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坐在沙发上，而是选择了大厅西北角的一张椅子。

本以为这场会谈已经画上句点。然而，环视四周，主席与总理的安保人员依旧笔直地站立在大厅中央，他们的目光与我相映，木然地注视着那位令人费解的林彪。林彪究竟何时悄然离开118号房间，我们无从知晓。头顶骄阳似火，汗水浸透衣背，他却蜷缩成一团，帽檐压得低低的，最令人震撼的是他那毫无血色的面容。尽管无法一睹其全貌，但露出的部分已经足够让人确信，那是一张如同蜡像般苍白无血的面庞。

步入118号房间，我见到毛泽东身边的沙发仍旧空着，宛如“五一”之夜那把椅子一般。毛泽东神态从容，兴味盎然地挥动着手臂，与来访的客人热烈地交谈着。周恩来则面带宁静的微笑，不时巧妙地加入几句言辞。

康生话语简洁，眼镜之下的目光深邃而难以捉摸，其内心世界难以窥探。谈话就此告终，林彪却迟迟未步入房间。直至毛泽东等人相继离去，我才整理完摄影设备，走出那118号房间。步入大厅，我不经意间瞥向西北角，只见林彪依旧悠闲地坐在那里。

在他身边，我们虽察觉到自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他的情绪略显沉郁，身体状态似有微弱下滑，但日复一日的相处，并未发现他有何显著的变化。他的健康状况有病历为凭，用药情况均有保健医生细致记录。301医院、北京医院的众多专家与医生曾为林彪诊断病情、检查身体，而历任保健医生至今仍定居于北京。

在九一三事件爆发的前夜，北京医院的蒋保生医生，同样承担着守护林彪健康的重任，而彼时他正位于北戴河。恰逢林立衡与张宁抵达北戴河的前夕，蒋保生医师特地邀请了北京医院以及解放军301总医院的资深专家与医师同行，对林彪的健康状况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检查。经过周密的诊断，专家团队确认林彪的身体状况与以往并无二致，并未发现任何异常之处。